发表时间： 2003-11-06 17:45:00作者：天狐行空
近看某媒体上的“贪官日志”，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种上亿元的“硕鼠”象闹蝗灾时的蚂蚱一样迎面扑来、触目惊心──远的不说，单是最近查出的就有：原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非法挪用四十多亿元修路款并从中获利数亿元出逃海外”；原深圳海关关长“偷逃关税二十七亿元入私囊” ；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单是在任中行驻纽约分行行长的五年时间里就“贪污十亿美元之多”！紧接着，在拔王雪冰这根“萝卜”时又带出一连串的“泥”：中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盗走五亿多美元”、广东番禺支行行长杨某“贪污二亿多美元”、中行广东顺德支行行长何联升“因涉嫌特大贪污受贿被起诉”、中行广东湛江支行行长范绍润“因涉嫌贪污受贿等七项罪名被起诉”、中行广东分行行长黄荫初“因贪污受贿被逮捕”、中行海南分行行长王黎明“因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被通缉”、中行福建分行行长陈国荣“因涉嫌贪污受贿被查处”（祥见《财经》2002年3-4期上的《谁来监管银行》一文）……谁知这些大“硕鼠”们又要吞进多少个亿？
另据经济专家分析，在我国八万亿元的银行储蓄存款中，有80%的存款属于20%的储户，符合“二、八”法则。那么，这拥有80%存款的20%的储户都是些什么人呢？经济专家说，他们既不是普通百姓，也不是私营企业主（因为他们绝对不会让资金躺在银行里睡大觉），而是一些官员们的“灰色收入”，而且这种“灰色收入”还在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1年6万亿的银行存款2002年增长到8万个亿，而2003年上半年就增长了1.4万个亿，而我国的全年工资总额2002年才约为1.1万个亿！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存在银行里的“灰色收入”仅仅是冰山之一角，因为大头不是私自藏匿就是存在了外国的银行里。由此可见“硕鼠”们的数量和胃口！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同时银行存款持续上涨的根本原因。
大量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经产生了一个势力雄厚、数量庞大、集大权与金钱为一身的官僚资本阶层，他们的手里拥有着全国80%以上的个人财富。
这是一个靠非法手段迅速“崛起”的暴富阶层，它的显著特征就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与互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财富倍增效应”。近年的“反腐”案例和我们身边的大量实例无不印证了这一事实。王宝森、陈希同如此，胡长清、陈克杰如此，丛福奎、李嘉廷（原云南省省长）、李大强（原湖北省副省长）等等更是如此！其实，大大小小的官僚们无不如此！
大量案例显示：我国贪官们的“灰色收入”是和他们的官职成正比的，而且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越是高级官员越是以“卖官受贿”（即“权钱交易”）为主（用句官场上的“行话”说，叫“要想富，动干部”），而且敛财金额也越大；越是低级的官员，尤其是其官职与经济扯得越紧密的官员越是以直接贪污为主，而且贪污的数额也与他们的官职成正比。由于这些“肥缺”都掌握在各级党政一、二把手的手里，所以他们贪污的钱除了留给自己和子孙后代享用之外就是给那些掌管他们升迁大权的“一把手”、“二把手”们“投资”行贿。行贿有两大“好处”：一是为继续往上爬铺平了道路，二是有了“保护伞”以后就更可以放开胆子“吞”了，真可谓一举两得、一剑双雕！
大量的案例还显示：几乎所有的贪官都与女人有染，几乎每一个腐败案件在“权钱交易”的同时都有“权色交易”伴随其间（如原湖北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他同时与一百三十二位女人有染），其结果是女人献出的是性，而国家损失的是大量的金钱（如胡长清一次就给他的情妇周雪华批贷二千多万，案发后只追回十多万元）。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会出现这么疯狂、这么普遍、这么大面积的“贪污腐败现象”呢？
究其根源，首先是体制上存在着“天然”的缺陷：一是没有制度上的制衡和舆论上的监督──就象粮仓没有防盗和报警装置，或者有也是形同虚设。例如各级公、检、法、司及纪检、检察部门和新闻媒体的经费和领导人任免权均掌握在当地或上级党政一、二把手手里，他们只能惟命是从、歌功颂德，哪敢去查去监督？其直接后果就是各级党、政官僚们大捞特捞、肆无忌惮。二是权力和经济不但没有“绝缘”，而且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扯得更加紧密──各级党政官员不但能任免各级企业官员，而且还直接掌管经济大权，这是各级官员腐败的根源。三是由于行贿和受贿行为本身的隐秘性，查起来很难得到法律上的证据，加之有“行贿与受贿同罪”的“法律”条款，行贿者根本就不会保留行贿证据或主动揭发受贿者，其结果使行贿受贿双方都有肆无恐、愈演愈烈。
其二，法律对贪污腐败官员的惩罚太轻，致使其犯罪成本太低、风险太小，使得其“收益”远远大于罪行败露后所付出的“成本”。我们常常看到，贪污受贿几十万、几百万元的，查出来认个错就能以“认罪态度较好”“从轻处理”或根本得不到追究。照这样轻判，“硕鼠”们觉得生命无忧、平安无事，使得所有的贪官都觉得做这种无本万利的勾当没什么风险，加之追究起来能查证落实的脏款又很有限，坐几年出来后还不是照样享受“荣华富贵”？就算再不走运，被判死刑砍了脑袋，那成千万、成亿元的脏款也够子孙后代们几辈子吃喝享用的，从而使他们觉得“死了也值，死不了就是稳赚”！反过来说，由于存在制度上的漏洞和弊端，被人逮住的几率毕竟有限。这种几乎为零的风险和巨大的利益悬差是许多“硕鼠”们“前仆后继”、疯狂鲸吞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由此可见，由于没有体制上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没有法律上的严厉惩罚和追究，在许多贪官们的眼里，国库就象自家的钱罐，“不拿白不拿、不贪白不贪”已经成为我国当代贪官们的普遍“共识”。我国大量的财富就这样从国库和老百姓的手里流到这些官僚们的腰包里，然后又通过“买官卖官”的形式在这些官僚之间反来复去地“周转”着、“增值”着……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阶层就这样形成了。
可以断定，一个由官僚资本阶层主导的社会在我国已经形成，广大百姓已经和正在成为他们肆意蚕食的盘中美餐。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尽快得到根本有效的扼制和扭转，一场广大百姓和官僚资本阶层的危机将不可避免。
另据经济专家分析，在我国八万亿元的银行储蓄存款中，有80%的存款属于20%的储户，符合“二、八”法则。那么，这拥有80%存款的20%的储户都是些什么人呢？经济专家说，他们既不是普通百姓，也不是私营企业主（因为他们绝对不会让资金躺在银行里睡大觉），而是一些官员们的“灰色收入”，而且这种“灰色收入”还在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1年6万亿的银行存款2002年增长到8万个亿，而2003年上半年就增长了1.4万个亿，而我国的全年工资总额2002年才约为1.1万个亿！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存在银行里的“灰色收入”仅仅是冰山之一角，因为大头不是私自藏匿就是存在了外国的银行里。由此可见“硕鼠”们的数量和胃口！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同时银行存款持续上涨的根本原因。
大量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经产生了一个势力雄厚、数量庞大、集大权与金钱为一身的官僚资本阶层，他们的手里拥有着全国80%以上的个人财富。
这是一个靠非法手段迅速“崛起”的暴富阶层，它的显著特征就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与互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财富倍增效应”。近年的“反腐”案例和我们身边的大量实例无不印证了这一事实。王宝森、陈希同如此，胡长清、陈克杰如此，丛福奎、李嘉廷（原云南省省长）、李大强（原湖北省副省长）等等更是如此！其实，大大小小的官僚们无不如此！
大量案例显示：我国贪官们的“灰色收入”是和他们的官职成正比的，而且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越是高级官员越是以“卖官受贿”（即“权钱交易”）为主（用句官场上的“行话”说，叫“要想富，动干部”），而且敛财金额也越大；越是低级的官员，尤其是其官职与经济扯得越紧密的官员越是以直接贪污为主，而且贪污的数额也与他们的官职成正比。由于这些“肥缺”都掌握在各级党政一、二把手的手里，所以他们贪污的钱除了留给自己和子孙后代享用之外就是给那些掌管他们升迁大权的“一把手”、“二把手”们“投资”行贿。行贿有两大“好处”：一是为继续往上爬铺平了道路，二是有了“保护伞”以后就更可以放开胆子“吞”了，真可谓一举两得、一剑双雕！
大量的案例还显示：几乎所有的贪官都与女人有染，几乎每一个腐败案件在“权钱交易”的同时都有“权色交易”伴随其间（如原湖北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他同时与一百三十二位女人有染），其结果是女人献出的是性，而国家损失的是大量的金钱（如胡长清一次就给他的情妇周雪华批贷二千多万，案发后只追回十多万元）。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会出现这么疯狂、这么普遍、这么大面积的“贪污腐败现象”呢？
究其根源，首先是体制上存在着“天然”的缺陷：一是没有制度上的制衡和舆论上的监督──就象粮仓没有防盗和报警装置，或者有也是形同虚设。例如各级公、检、法、司及纪检、检察部门和新闻媒体的经费和领导人任免权均掌握在当地或上级党政一、二把手手里，他们只能惟命是从、歌功颂德，哪敢去查去监督？其直接后果就是各级党、政官僚们大捞特捞、肆无忌惮。二是权力和经济不但没有“绝缘”，而且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扯得更加紧密──各级党政官员不但能任免各级企业官员，而且还直接掌管经济大权，这是各级官员腐败的根源。三是由于行贿和受贿行为本身的隐秘性，查起来很难得到法律上的证据，加之有“行贿与受贿同罪”的“法律”条款，行贿者根本就不会保留行贿证据或主动揭发受贿者，其结果使行贿受贿双方都有肆无恐、愈演愈烈。
其二，法律对贪污腐败官员的惩罚太轻，致使其犯罪成本太低、风险太小，使得其“收益”远远大于罪行败露后所付出的“成本”。我们常常看到，贪污受贿几十万、几百万元的，查出来认个错就能以“认罪态度较好”“从轻处理”或根本得不到追究。照这样轻判，“硕鼠”们觉得生命无忧、平安无事，使得所有的贪官都觉得做这种无本万利的勾当没什么风险，加之追究起来能查证落实的脏款又很有限，坐几年出来后还不是照样享受“荣华富贵”？就算再不走运，被判死刑砍了脑袋，那成千万、成亿元的脏款也够子孙后代们几辈子吃喝享用的，从而使他们觉得“死了也值，死不了就是稳赚”！反过来说，由于存在制度上的漏洞和弊端，被人逮住的几率毕竟有限。这种几乎为零的风险和巨大的利益悬差是许多“硕鼠”们“前仆后继”、疯狂鲸吞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由此可见，由于没有体制上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没有法律上的严厉惩罚和追究，在许多贪官们的眼里，国库就象自家的钱罐，“不拿白不拿、不贪白不贪”已经成为我国当代贪官们的普遍“共识”。我国大量的财富就这样从国库和老百姓的手里流到这些官僚们的腰包里，然后又通过“买官卖官”的形式在这些官僚之间反来复去地“周转”着、“增值”着……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阶层就这样形成了。
可以断定，一个由官僚资本阶层主导的社会在我国已经形成，广大百姓已经和正在成为他们肆意蚕食的盘中美餐。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尽快得到根本有效的扼制和扭转，一场广大百姓和官僚资本阶层的危机将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