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华：孔夫子与孔老二

上小学时正赶上批林批孔的时代，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孔子不就是那个有点象孔已己的糟老头子孔老二吗？他“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却整天叫嚣“克己复礼”，象丧家之犬一样到处碰壁。文革时的精神灌输让我记住的就是要砸烂孔家店，那座又破又烂又还散发着毒气的破庙子。二十多年后，当我留学海外，从新审视祖国传统文化时，我才痛心地发现自己被骗了，被共产党的又一红朝谎言给骗了，而我更痛心的是，像我这样被骗的人至今还很多呢。

孔子何许人也？共产党掌权之前，他被人们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或“孔圣人”，影响了身后二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一半的日子里人们都在景仰地谈论着他的名字，作为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一生勤于治学，自强不息，文绩卓著，德侔天地，光彩照人。在1993年由西方人出版的全球《１００：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排名》一书中，孔子名列第五，可谓享誉全球，人人皆知，连1970年的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典人汉内斯-阿尔文教授都认识到：“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样一个惊天动地，名冠古今，震撼全球的人物，却被自己不肖子孙称为“老二”，这不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不能不是个别人破坏中华文化遗产的罪证。

那孔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共产党是怎样歪曲了他的思想呢？让我们先从夫子的个人经历说起。用夫子自己的话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用现代人的话说，孔子的一生是完美纯正人生的典范。作为人，他对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可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生而知之”的觉者外，在“学而时习之”的人中，他可谓人类文明的巅峰。95年加拿大一份报纸做了个快速测验，问谁最早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许多人回答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过：“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可是耶稣这话比孔子晚了五百年。

孔子身材魁梧，性格开朗，他不但要求学生“通习六艺，臻于三德”，自己本身就是楷模。他所说的 “六艺”包括：“礼（礼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法），数（算数）”。“'三德”包括：“'智（学识），仁（爱心），勇（勇敢）”。孔子喜爱音乐，除丧事外，他“无一日不歌”，这与文革时那种手无缚鸡之力寡然无味的书呆子宣传可谓大相径庭。

说到为政做官，许多人认为孔子是那种百无一用的书生，只会纸上谈兵，他的主张听起来好听但不能起实际作用，就连当时齐国著名宰相晏婴都这样认为，其实这是对孔子思想的误解。孔子五十多岁时出任中都宰，他上任后采取了六项措施拨乱反正，第一，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第二，发展工商，安置游民乞丐。第三，以仁德教民，改良地方风化。第四，提倡节俭， 革除奢侈恶习。第五，制定养生送死规则。第六，设立乡校，少年一律入学读书。此六条使中都在短短一年之内焕然一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都发生了飞跃。后人有诗赞道：“ 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器不雕伪。行之一年，四方则焉。”

在外交上孔子更是才能卓著，著名的夹谷会盟就是个明证。当时齐强鲁弱，齐景公受黎□唆使，本想通过夹谷会盟迫使鲁国成为齐国的附属国，谁想孔子陪同鲁定公前行。会谈前孔子文备武防，会谈中更是胆识过人，他以“礼”为武器，不费一兵一卒，不花一文钱，竟让强大的齐国归还了以前侵占鲁国的所有土地，真可谓旷世奇才！文革中批判孔子时，人们真的知道这些史料吗？

当时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掌管国家的公安和司法系统，上任不久就成绩卓著，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可这惊动了齐国人。齐景公再次听信黎□教唆，利用昏君的荒淫无度，用美人离间计迫使孔子挂冠而去，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艰难历程。由此可见，不是孔子没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伟略，只叹天公不作美，生不逢时，空有韬略，却无英雄用武之地矣！

作为教育家，孔子留给后人的更是无价之宝。孔子可谓历史上第一位人类灵魂工程师。早在等级森严的二千多年前，孔子就做到了“有教无类”，只要愿意学，不论平贱贵富，谁来他都教。说到具体教育方法，比如说“启发式教学法”，许多人认为是苏格拉底首创，其实它是孔子提出来的。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懂时的矛盾心理状态。“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同苏格拉底对话启发法相比较，苏格拉底法是以教师为中心，通过教师连续不断的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引向深入，而孔子的教学重点落在学生上，由学生自己去思考，老师只是在关键时刻点拨几下。用现代教育学的观点看，孔子的启发法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因而是更好的教学法。

孔子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谆谆教导，比如：“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做人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要谦逊，要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要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温故而知新”；办事要中庸，不可偏废；为人要讲信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要重德，“德不孤，必有邻”，观察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此等等。对不同年龄阶段，孔子教导人们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些格言至今仍指导着我们在人生旅途上探索。

再比如因才施教法，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的回答完全不一样，比如关于什么是仁，当樊迟问时，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当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而当颜渊问仁时，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更高标准来要求他的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说到仁，我们就说到孔子最重要的思想：“仁政”了，有人称儒学为仁学，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了109次之多，那么什么是“仁”呢？《论语》中对“仁”有许多解释，有说“克己复礼为仁”，有说“仁者先难而后获”，有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有说“爱人”就是“仁”，有说“忠恕”就是“仁”。仁的多种解释本身就说明，高深的道理在不同层次是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不同说法，在某一层次的解释就那一层而言就是正确的，我们不必尝试用一句人类简单的语言来描述一个复杂的道理。儒家的仁政同道家向往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难怪有人说儒道本一家。如今全球提倡的和平自由博爱发展等观点，不都在孔子仁政的范畴之内吗？所以我们说现代人要从孔子那吸取智慧。

文革时共产党的喉舌们抓住“克己复礼为仁”一句不放，断章取义，撇开孔子其他论“仁”的话不加讨论，武断地说孔子要“复”的“礼”就是周礼，那个奴隶制的礼，那些毫无用处繁杂琐碎的礼节，这是恶意歪曲，四人帮更是妄图借此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罪恶目的。关于什么是礼，《论语》中“礼”字出现七十四次，但孔子并没有对礼下任何定义。孔子只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他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正的礼乐，所以孔子倡导恢复的实质是先古时期人们崇高的道德水准。

孔子文革时受批判的另一主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当时的中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所以孔子主张首先要正名，其实这是非常正确的思想，用浅白的话说，就是人尽其职，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当官的要像个公仆的样子，为民做主；当臣子的要忠于职守，完成好上级分配的任务；当父亲的要掌管好这个家庭，管教好孩子；当儿子的要孝顺父母，如此等等，这难道有错吗？恐怕就是那些不配做国君，不配做领导的人，他们才这么反对“名正言顺”。

自然辨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发生都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外界偶然因素只是表面的次要的，内因才是关键。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当初把孔夫子污蔑贬称为孔老二，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和动机是什么呢？为什么共产党要破坏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呢？或者换句话说，共产党的土壤里是什么因素使其不断出现文革那样的错误，六四那样的屠杀和当今法轮功那样的迫害呢？

共产党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质就是崇尚暴力，鼓励打砸抢，这与孔子倡导的仁政不正好相反吗？孔子教人要“温文恭谦让”，这与文革的革命闯将，与共产党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不是截然相反吗？难怪共产党容不下孔子，只要孔子的思想在人们心目中存在一天，共产党的理论就难于实现一天，反过来说，共产党的理论就是这样与中国传统文化背道而驰，水火不相容，当我们在这一百年的泊来理论和几千年的亲身实践之间进行选择时，难道不应仔细思考，什么才是历史的真实吗？

愿孔子的灵魂在天上安息吧！(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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