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80年代的启蒙和90年代的转型之后，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新保守主义等思潮从破题开始，逐渐成长、发育，今天已经可以相当自由地言说，构成了可资与主流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社会思潮背景，有的甚至掌控了自己的理论阵地，如新左派之于90年代中期以降的《读书》及《天涯》杂志。今年4月，一向被视为自由主义重镇的李慎之先生去世，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借助互联网掀起了大规模、持久的悼念活动，自由主义的学理、价值再次得到普及和强化。相形之下，在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像一个幽灵，无法公开言说，但却无处不在，处于一种虽然被同情、被鼓吹，但同时也被误读、被警惕的尴尬境地。
其实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本来只是中性词汇，就像民族资本和民族资本家一样，并没有后来被妖魔化之后的意识形态色彩。从毛泽东开始，老一代中共领导人多喜欢自称“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在外国人面前，他们常爱往自己身上贴“民族主义”的标签。这种建立在对于新型民族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自信基础上的价值认同大约有其真诚和真实的一面，所以，“民族主义者”一度成了一种自我标榜，就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国际主义者”一样。这一点，在其它的前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国家也是一样，譬如，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北朝鲜的金日成、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古巴的卡斯特罗等。
54年前的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了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试着站了一下，结果没站住，就跪下了，而一跪就跪了半个世纪－－不是跪在洋人面前，这次是脸朝内，屁股朝外。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巴统”对共产圈中国在经济上的封杀，加上中苏交恶都没能叫中国人服软。毛说，“封锁吧，封锁他十年八年的，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结果几个十年八年过去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没有解决，不仅没有解决，一切问题都变得严重了，严重得几乎无从解决。回过头来看，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基本上可以说是义和团式民族主义的延续。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事实上，真正使民族主义从后院走上前台，成为蔓延到整个民间社会的一股强大潜流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自身。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因共产圈国家的集体转向、“6·4”事件，特别是体制内的腐败等问题，中共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此前被捧为金科玉律、不容置疑的一些“永恒”价值从法理上遭到质疑和证伪。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试图以它来置换共产主义，成为旨在凝聚团结的新意识形态。曾几何时，在中共代表大会上，体现共产主义精神的《国际歌》也被弘扬民族主义的《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所取代。
而要搞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确立一个靶子或一个“反面教员”（毛泽东语），以便让爱国主义情热有一个宣泄的出口。以前中共与美、苏这样的大国搞对抗，吃尽了苦头，这次接受了教训，因此，日本成了第一个“牺牲”。说“牺牲”，并不是说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清白无辜，而是说，前此已被中共“代表”十亿人民大包大揽地清算和“解决”了的历史问题又被拎了出来，客观地说，日本似有“委屈”的地方。于是，在80年代之前绝少被提起的“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劳工”等历史遗留问题旧话重提；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纪念、追悼设施也在这一时期建设完成。
总的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两个向度：对美国和对日本。至于其它诸如英国和欧盟等国家则因与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关系较远的缘故，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好像今天已经没人拿八国联军的恶行跟洋鬼子说事了）。在对美外交上，中共一向忍气吞声，低三下四，美其名曰“韬光养晦”。虽然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锋，但自揣不是人家对手，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作为。1999年5月8日，美国“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政府通过教委和共青团系统组织了几次针对美国的象征性示威游行，但90年代末期功利色彩颇浓的大学生们在示威活动结束后走出游行队伍，继而加入使领馆前的签证长队的情景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今年年初大陆知识人的反战签名秀也是一样，战云密布时反战声浪此起彼伏，战幕一开，突然就没人吭声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对日民族主义。
虽说民族主义之火最初是由中共点燃，但火借风势，烧到哪儿有时并不由纵火者，弄不好，烧到自己也未可知。1985年9月13日，一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在“三角地”张贴了一张题为《我们该怎样纪念“九一八”》的大字报，文章列举了日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及日本国内少数右翼分子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事实，指出，“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可以不念旧恶，与日本人民友好往来。但是，对日本政界少数人掀起的美化侵略战争、复活军国主义的逆流，却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大字报贴出不久，即有同学在下面加注了一条情绪更为激烈的批注：“我们北大曾经友好地接待过中曾根和几百名日本青年，但友好的举动并未感动这个海盗民族。同学们，不要再沉默了。难道我们北大的学生只敢因晚上关灯这种事而示威游行吗？！”一场后来被称为“新九一八”、直接关涉并引发了86年学潮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运动由此滥觞。学潮的“下场”不在话下，但批判的矛头很快就从日本军国主义转变为官倒、腐败，成色也从清一色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发展为有社会其他阶层的“黑手”参与的广泛的民间抗议活动。
对中共来说，如此深刻的“历史教训”敢不记取！所以，今年9·18，收集了百万签名的NGO活动家们在充分考虑到国情的基础上，仅申请了一个由几十人参加的小规模集会示威都不被准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就在行动前一天的深夜11点半，4名警察由一名片警带路来到组织者之一的冯锦华的住处，“恫”之以情，晓之以理，不顾人家妻儿的倦怠和恐惧，一直呆到凌晨两点：“现在国际和国内的情况很复杂，你敢保证（抗议）行动不被什么人利用吗？……”
一个以自由民主为主流价值的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封杀和压制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任何“非主流”思潮，就像日本政府不能取缔极端右翼的集会，法国政府不能阻止勒庞的“国民阵线”势力上台一样，某种意义上，这是民主这个被称为“有限恶”的东西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的局限（纳粹是依民主程序合法上台的，战前的日本政府也应该说是民主政府）。只有让代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的各种声音充分发言，交相辩论，在各种理论和流派博弈、证伪、试错的过程中，一种相对合理、有利于全社会的健康、安全和发展的、真正的“主流价值”才会形成、凸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距离和谐与完善远矣！而一个和谐与完善的社会环境的建设，也有赖于对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非主流”思想的言说不再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