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１９３６年生于上海，祖籍是为国家贡献了２３位院士的浙江镇海。略显清瘦的他步履轻快，充满活力。一副宽大的眼镜也难以挡住双眼闪烁的智慧的光芒。谈起英国名校当校长的感受，杨福家向记者娓娓道来。英国大学的校长一般由王室成员、社会名流、著名科学家或著名企业家担任，具有很高的名誉和社会地位。
由于对中、西方的教育制度都有较深层次的理解，杨福家委员向记者谈了他对两种教育制度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几点看法。
高教体制犹如一架钢琴，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键
采访一开始，杨委员就向记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高教体制犹如一架钢琴，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键，如果都发一个音，是奏不出贝多芬交响曲的。但恰恰在这点上，我们的高校没有做好，找不到自己的合适位置。高等学校没有高低之分，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如果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哈佛大学，那美国社会就垮掉
了。剑桥大学培养了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牛津大学培养出英国的首相，哈佛大学培养leader（领导者）,MIT（麻省理工）培养高新技术的先驱……这一点如同你们媒体，要清楚自己的受众是哪些人。所以说，职业教育、大专教育都不能轻视。杨委员还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他说，在美国的纽约有一个专门培养服装设计师的大专，有许
多世界闻名的服装设计大师都出自该校。服装设计大师难道比诺贝尔奖获得者差吗？我看工资更高、名气更大。这个音就发得很好。
没有淘汰制的大学不会成为一流的
提起创建国际名校，杨福家委员颇为激动地说，我们国家现在也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怎么成为一流大学？这需要有一批年轻人在科学的前沿，在和谐的环境里拼命地干活。我的一个学生在斯坦福大学做教授，手下有20个博士生，每个人每周工作140个小时，这听起来都有些难以置信。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人在拼命干活，所以斯坦福大
学不愁拿不到诺贝尔奖。
再看看国内的情况，我们的清华、北大、复旦有没有这样的一批人？没有！为什么剑桥、牛津、哈佛有而我们没有？是什么驱使他们这么卖力工作？很简单，就是淘汰制。我们现在进了大学就是进了保险箱，没有什么压力。导师不会给学生很难的题目，三年保证他毕业！而MIT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淘汰率达到10%。
有没有淘汰制又决定了入学的模式。在淘汰制下，即使有人开后门进入优秀大学，宽进严出的原则也不会允许不合格的学生毕业的。
“小胡同”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
杨福家指出，造成中国大学生水平提高不快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专业分得太细。复旦大学新生录取时，所有的学生被分成了46块（专业），把学生领到了46个“小胡同”里。上海交大把学生领到了57个“小胡同”里，北大则把学生领到了59个“小胡同”里。而像耶鲁、哈佛这些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名校，新生进去后不分什么院系的。如
果你去问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你是什么系的？他们准会一愣！我没系呀。那里的大学生在校园里是自由流动的。这种方式学出来的学生，基础就不一样了。 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是：哈佛大学有两个同班同学非常要好，都是主修物理的，都非常聪明。其中一个同学对另一个说，你在高能
物理方面比我强得多，你专门搞物理吧，我去搞生物学。结果他的同学1979年拿到高能物理的诺贝尔奖。他自己过了一年，拿了生物的诺贝尔奖。我们的情况是：自然科学一等奖几年空缺，发明奖几年空缺，诺贝尔奖更不用谈了。
头脑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被用来点燃的火种
谈起基础教育，杨委员说，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比较系统地给学生以知识。但是，学生的头脑不是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被用来点燃的火种。遗憾的是我们大部分的基础教育，过多地注重了传授知识。
杨福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是在于高考这个指挥棒，现行的考试制度不改，素质教育就是空谈。我们的中学生、小学生学习很刻苦，大都是受家长、教师的重重压力在那里被动地学习。这样培养出的学生肯定没有创造性，因为创造性是建立在好奇心、兴趣之上的。而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该拼命干活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却又松懈下来，这和国外的情况正好颠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