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红岩》夭折记

作者:何蜀 发表:2003-09-28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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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板戏”,经历过“文革”,饱受过“八亿人看八个戏”之苦的人们大多能说出在“文革”前期“占领舞台”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八个“样板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由“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抓的“样板戏”,曾经还有一个“革命现代京剧”《红岩》,但它尚未公演就夭折了,否则,第一批“样板戏”本该有九个。

江青主持讨论改编

长篇小说《红岩》在1961年出版后,引起轰动,各种艺术形式争相改编,在改编热潮中,江青亲自抓了北京京剧团(即北京京剧一团)改编《红岩》的工作。

被江青指定担任京剧《红岩》编剧的,是两位大手笔: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剧团《江姐》的编剧阎肃和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本的主要执笔者汪曾祺。把这两人抽调来担任《红岩》编剧,可见江青对这出戏的高度重视。

汪曾祺后来发表过一篇《江青与我的“解放”》,其中谈到了京剧《红岩》的改编。“一九六四年冬,某日,党委书记薛恩厚带我和阎肃到中南海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地点在颐年堂。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在座的有《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林默涵,好像还有袁水拍。他们对《红岩》改编方案已经研究过,我是半路插进来的,对他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是坐在沙发里听着,心里有些惶恐。江青说了些什么,我也全无印象,只因为觉得奇怪才记住了她最后跟罗广斌说:‘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陆建华着《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179页)中也写到此事:“那一晚的谈话是在中南海毛主席书房外面的一间房子里进行的。谈话中间,毛主席曾从书房里出来过一次,大家连忙站起来,但毛主席亲切地挥了挥手,说:‘你们谈,你们谈。’说完又退回书房中去了。”在汪朗的回忆《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109页)中,对此事是这样写的:“爸爸第一次见江青是在中南海颐年堂……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见过毛主席一面,是不是这一次不清楚。”

笔者问过阎肃,他回信说:“《汪传》所说1964年底,于中南海,确有‘召见’,但无罗广斌、杨益言,而有林默涵,似还有当时北京京剧院党委书记薛恩厚,及汪、阎。但我不记得有毛主席走来打招呼。”

杨益言回忆:“1965年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被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京剧改编本《红岩》讨论会。进了会场,才知道这个剧本是江青叫人写的,这次讨论会也由她主持。”“会场上已有好几位与会者在沙发上落座,江青要我和罗广斌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刘白羽同志戴着个白纱布口罩,咳嗽着从门外走进来,江青抬眼看见了他,就像生怕会传染给她什么病菌似的,向他挥了挥手,刘白羽就回头走了,再也没进来。”(杨益言:《红岩逸闻》,重庆出版社1996年,147页)

据杨益言回忆,讨论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先发言,在谈到剧本把江姐从牺牲改成被营救出狱时,他说:“现在把她写活了,群众恐怕不会接受……”江青“啪”的一巴掌猛拍在茶几上,厉声喝道:“你要允许我试验!允许我失败!”满脸通红的林默涵只好不再讲话。

随后,江青笑着要小说作者讲话。于是,杨益言和罗广斌分别就“注意揭露美帝”和“应该将江姐的性格写得更丰满”各讲了几句话。江青听了连声说“好”。最后,江青宣布,她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京剧《红岩》的改编,还要将歌剧《江姐》改好,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片《红岩》。

“体验生活”

讨论会后,京剧《红岩》的编剧和罗广斌、杨益言被安排到了六国饭店。春节过后,江青又指示他们搬到颐和园中的一个岛上去住。在这期间,江青还亲笔签名赠送了两套《毛泽东选集》给罗广斌和杨益言。

不久,江青又给罗广斌打来了电话,说她要去上海,来不及了,想委托罗、杨帮她办一件事:带京剧《红岩》的演员去重庆体验生活。

1965年2月27日,中宣部致函重庆市委宣传部,说北京京剧团正在改编小说《红岩》,该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将率参与这一工作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等43人前往重庆参观、访问、修改剧稿,准备排演,“在前一阶段的改编工作过程中,罗广斌、杨益言二位同志已给予不少帮助。到重庆后,仍请他们二位,并增加刘德彬同志,继续帮助进行这一工作”。

据杨益言回忆,北京京剧团一班人到重庆后,“罗广斌因血压高,这些活动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组织。我每次活动的讲话录音,剧团都奉命带回北京,交给江青审查。”汪曾祺回忆:“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当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了‘扯红’(暴动)。这种‘体验生活’实在如同儿戏,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剧团才干得出来。”

对那次所谓的“体验生活”,还有一些趣话: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不准抽烟。阎肃还被反铐着。楼下不时有游人参观,奇怪怎么楼上还有人坐牢。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受刑、开追悼大会,马长礼扮演许云峰,念悼词后说:“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果大家唱成了《国歌》。演习山上暴动时,赵燕侠在农家避雨,突然发现一只猫,她怕猫,吓得飞快跑回招待所。《沙家浜》编剧之一杨毓珉和薛恩厚被“拖出去枪毙”,他们喊革命口号,里面的人也在喊并痛哭流涕。而被“枪毙”的人已坐小车回招待所睡觉了。(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载《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一班人由重庆到上海,又排了一阵《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据汪曾祺回忆,“样板”之名就是这时开始才有的,此前不叫“样板”,叫“试验田”),决定“五一”公演。

从上海回北京后,汪曾祺他们继续修改《红岩》。

《红岩》变《山城旭日》

1966年春节前两天,江青从上海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打来电话,叫阎、汪等到上海去。他们提出:“戏只差一场,写完了再去行不行?”那边的回答是:“不要写了,马上来!”李琪于是带着薛恩厚、阎肃、汪曾祺,乘飞机到上海。

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他们。江青对薛恩厚等人说:“上次你们到四川去,我本来也想去。因为飞机经过一个山,我不能适应……”接下来,她说出一句让众人吃惊的话:“你们去,有许多情况,他们不会告诉你们。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

江青这个说法,显然是乱扣帽子。那时哪来的“王明路线”?作为《红岩》历史背景的1948年四川地下党组织大破坏,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许多地下党人面临全国胜利而头脑发热,犯了左倾冒险的错误,致使自己毫无必要地暴露出来;二是地下党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被捕后叛变--但这都不能说成是“王明路线”或什么“错误路线”。

江青显然已经听说了当年四川的有关情况,发现背景复杂,不好处理。她正在上海主持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所谓“座谈会”期间,她一口气批判了数十部电影故事片,给不少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扣上了“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美化叛徒”之类帽子。她自然不能让自己的“样板”也留下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她断然决定,《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把江姐改成由军队党派出的女干部,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

汪曾祺和阎肃按照江青的意思,两天两夜赶写出一个提纲。商定了剧名:《山城旭日》。

江青对提纲挺满意,叫他们回北京去写。

以后,江青又把他们叫到上海去了一次。又经过反复修改,排演,还彩排了几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京京剧团一时也陷入了动乱之中,“右派”汪曾祺被揪出来了。《山城旭日》的主演赵燕侠也因为得罪了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

阎肃在给笔者的信中回忆:“《红岩》改名《山城旭日》后,“剧情大致未动,但人名全改了,而且江姐改为二野部队派到四川领导游击队,剧中也不叫江姐,所有剧中人名字全改了(就像《智取威虎山》有一段剧中人名也全改了,座山雕改为‘随三刀’之类一样),大概是江青彻底否定川东地下党,很怕地下党同志来这‘样板戏’里‘沾光’。后来总觉得很别扭,《红岩》和《林海雪原》一样,影响面很广,这样乱改人名,大事件又维持原样,自然很可笑。江青似乎也感到这点,于是,和《智取威虎山》一样,又都改回来了,还是叫江姐、许云峰,剧名还是《红岩》。”从他这段回忆看,《山城旭日》与《红岩》实际上是一回事,而且后来剧名又改回来了。

突然夭折

1967年4月的一天,汪曾祺突然被宣布“解放”,并奉命于当晚和阎肃一起陪同江青观看《山城旭日》彩排。看戏过程中,江青说了些什么,汪曾祺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说:“你们用毛主席诗词作为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不要用!”幕间休息时,江青还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演出后开了小范围的座谈会。汪曾祺记得,江青坐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开幕的天幕上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

--江青所说的“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是指从4月初开始连续召开的中央解决四川、重庆问题的两个会议。

据汪曾祺回忆,座谈会上,除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江青等人所谈的都是关于“文革”的事。

接着,5月1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新北大》报第69期刊登了一则简讯:“由江青同志亲自修改的革命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已胜利排练成功,于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彩排,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等同志观看了演出,并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

看来,又一出“样板戏”已经诞生并马上要正式“占领舞台”了。然而,就在“五一”当晚,毛泽东观看几个“样板团”的演出后,江青在接见样板团人员的讲话中,谈到了计划改编为现代京剧的几部小说,却只字未提已经“排练成功”的京剧《山城旭日》!

《山城旭日》莫名其妙地“无声无息”了。在6月24日出版的重庆《鲁迅战报》第5期上,登出了这样一则简讯,“京剧《山城旭日》,中央已决定弃稿不演了,因为:一、原着《红岩》没有反映历史真实,在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没有;二、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这则简讯所说的“弃稿不演”的两个原因,似乎都不能成立。说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没有,而《山城旭日》已改成了由部队派人去发动工人;说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山城旭日》写的就是部队派人去发动武装斗争。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已经“排练成功”的《山城旭日》夭折了?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说:看《山城旭日》彩排后,“江青问陈伯达意见,陈没有说什么,康生冷不丁说了一句:‘净是概念。’江青为什么最后放弃了这出戏?汪、阎二人当时一直没弄懂真正的原因。”

现在看来,康生批评的“净是概念”有可能是这个戏夭折的一个原因,不过不会是主要原因--因为“样板戏”中有不少都用得上这个评语。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山城旭日》的女主角写成了从“二野”部队派去的,而“二野”就是有名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邓小平这时已成为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江青会不会怕这出戏被指责为“替邓小平树碑立传”?从当时环境看,要这样上纲批判是很容易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参加了当时的派性斗争,而被指责为“畏罪自杀”。罗广斌-《红岩》-《山城旭日》的关系尽人皆知,万一罗广斌真有什么问题,《山城旭日》岂不受到牵连?为避免麻烦,当然最好是放弃这个戏。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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