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收集到百万签名的组织者，之所以只向当局申请这么小规模的集会示威（与百万签名者相比，50人简直少得可怜），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国情，也很为现政权着想了。我也相信，即便政府批准了这次集会示威，参加的人也不会有过火行为，更不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我更相信，组织者对记者所言乃发自内心：他们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中国富强。
然而，如此“政治正确”且参与者如此之少的集会游行，仍然被公安局拒绝，岂不是拿爱国民意当儿戏？中共政权难道如此脆弱，连这么小规模的爱国行动都心怀戒惧吗？自90年代以来，就把爱国主义作为政权道义合法性来源的现政权，将“爱祖国”置于“五热爱”之首的现政权，每天高喊致力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现政权，难道连小小的民间爱国行动都不能高抬贵手吗？
有人说，中共不允许民间自发的集会示威，是基于维持稳定的中日关系，也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现在的韬光养晦是为了未来的主动出击。而事实上，这样的辩护掩盖了中共对民意的恐惧，因为仇视民间的独立性乃为独裁制度的本质。
在对日索赔、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罪责正式道歉……等问题上，世界上所有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其民间自发运动从来没有受到过本国政府的压制。而唯独在受日本侵略之害最为深重的中国，民间针对日本政府的自发抗议维权运动，一直受着中共政权的冷遇和压制。
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垄断性的，因而在骨子里是敌视民意的，它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最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洪水猛兽。50多年的中共独裁，已经习惯于垄断一切，不可能允许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而民间却不可以说。高官们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的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却被双双劳教；高官们可以大讲“修宪”，而民间讨论修宪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以禁令和监控来禁止之恫吓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处大演“爱国秀”，民间的爱国赤诚却被遮蔽在黑幕后。
换言之，中共的独裁霸道，不仅在于自我授权的代表一切和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在于救主的大包大揽和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进而把所有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大到包产到户、私营经济飞跃、抗灾抗炎、废除收容遣送，小到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奥运金牌、科技发明……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最高独裁者的“思想”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
同时，中共对民意，也象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有利时用之，不利时镇压之。使馆被炸，批准几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街；而伊拉克战争和对日索赔，几十人的集会游行都不批准。
现代政治文明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以生命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中共政权说：即便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也要剥夺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所以，问题的实质，绝非百姓是否具有爱国的权利，而是百姓是否具有用和平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的基本人权，不许自发爱国的背后是对独立表达权的剥夺，特别是对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的权利的剥夺。而民间自发的对日索赔运动，不仅是爱国主义的言行，更是民间争取基本人权的自发行动。
2003年9月18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