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为中共上"民主课"？
消息宣布后不久，我上网遛了一圈，在一个海外中文网的论坛上看到这样一串帖子：
董建华，你怎么搞的？（送交者: 偷笑）
香港撤回国安草案──董建华给中共上的民主第一课。（送交者: stjohnsw）
香港人太伟大了。我现在理解香港回归的意义了。（送交者 ：偷笑）
国际传媒纷纷报道了这一事态发展。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有关报道的导语这样写道："以在中国少见的屈服于公众压力的幅度，香港特首周五宣布，撤回在七月引起大规模抗议的国安法草案。"该报题为《香港自由的一次胜利》的社论说："董建华做了中共领导人在中国内地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英国著名报纸《泰晤士报》则在相关的报道中说，此举被视为是香港民主派人士的一大胜利，他们将会因此更大胆地要求自由选举目前被北京当局任命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一职。
网民stjohnsw所说的"董建华给中共上的民主第一课"，大概就是《纽约时报》所说的"屈服于公众压力"的"识时务"精神吧。
对于董建华这次"屈服于公众压力"的动机，香港内外的不同党派、团体、名流和传媒看法不一。例如，香港地区的中国人大代表李鹏飞表示，政府撤回就23条立法的草案，是回应7月1日上街游行的港人的诉求；但一直反对国安法立法的香港民主党却认为，这种做法是香港政府的一种策略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民意的让步；而香港政治事务评论员刘锐绍甚至坦言："我不能肯定这是香港民主的胜利。"
撤法与七一大游行
然而，不管董建华撤回法案的动机如何，似乎都没有人否认，7月1日香港数十万人上街游行反对23条立法的盛大场面，与董建华9月5日的撤法之举，有着因果关系。
组织者称，参加七一游行的港人达50万
的确，董建华这次"屈服于公众压力"的幅度，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大的。而且，也不会有人怀疑，董建华在做出搁置法案这一决定之前至少得到了北京当局的默许。
仅仅因为这一点，就使这一事态发展具有了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认为，这一事态发展之所以意义重大，在于以下几点：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所及之疆土之内，当局第一次直接因为公民大规模上街游行而搁置了一项法案。考虑到中国内地在1949年后的历次公众示威活动，包括四五运动、八九学潮、法轮功"中南海请愿"等活动，不仅未能影响当局决策，反而招致镇压，即使香港主权移交后港人多次的政治示威也毫无效果，这次事件的意义就更为彰显。
二、这次搁置的法案不是一般的非政治性法案，而是被香港特区政府和北京当局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一部"反颠覆法案"，也是被香港内外的民主派人士视为"威胁香港自由"的一部"恶法"，该项立法的存废也因此被视为一场重大的理念之战。
三、这次搁置事件发生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并不会削弱它的意义：无人否认香港经济奇迹对中国内地经济改革的示范效应，只要中共还想以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来发挥对台湾的感召作用，这次搁置事件就会或早或迟、或多或少地对中国内地的政治运作发挥某种示范效应。
中国广东一位网民"赵达功"在海外网坛上发贴，这样写道："临近香港的广东省民众通过电视直接观看了董建华的答记者问，人们在纷纷议论香港的政情变化。香港的政治不仅仅是香港的政治，大陆人民也同样关心香港的政治动向，似乎那里发生的一切也是在预示中国大陆的政治未来。"
退一步并不会"全完"
但也有人认为，这次23条风波对中国内地的政治示范效应不大，因为中共领导层对内地示威抗议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与对香港大不相同，北京当局这次对香港民众能够让步，但绝对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对内地的抗议者让步。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举出"六四"镇压和江泽民有关要"把不安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的讲话作为例证。
我承认这次23条风波不会对内地的政治运作产生立即、直接的示范效应。确实，在中南海当权者心目中，尽管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但在国民待遇上还应"内外有别"，他们还是把香港列入"外"。这从中共习惯上仍然把香港归为"海外"、仍然使用"台湾──大陆"、"香港──内地"这样两种地域对应词，可以略见一斑。
然而，尽管香港、内地实行"两制"，但两地仍然处于"一国"，不得民心的举措，即使在"一制"中强行贯彻，都难以推行下去，而深受欢迎的东西，即使如柏林墙那样的有形的边界，也无法阻挡。重要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所及的疆土之内，民众的压力第一次迫使当局在如此重要的法案上让了步，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掌权的中共领导层，对"让步"这个在传统的共产党语汇中找不到的词，也有了新的、更为务实的认识。
如今执政的以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中共"第四代"领导层，毕竟不同于"六四"期间主导政局的以邓小平、陈云等"八老"为代表的所谓中共"第二代"（其实仍属中共"打江山"的一代人），甚至也不同于与"六四"事件有着共损共荣关系的江泽民、李鹏等人为首的"第三代"，胡锦涛、温家宝等"第四代"对"屈服于民众压力"和"让步"的理解，似乎更为灵活、更为实际，既不像邓、陈等人那样，有着"退一步我们就全完了"的过分的丧权恐慌，一看街头有人聚众，就调动军队和坦克；也不像江、李那样，把所有的民间不满和诉求都看成是"不安定的因素"，必欲"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而后快。中共这三代人之间的不同可以从胡锦涛、温家宝废除收容遣返制度一事上看出：他们似乎并没有把那些在网上为惨死于收容所的孙志刚鸣冤的网民看成是"别有用心"，也没有把废除收容遣返制度这一让步看成是危及整个中共统治的"决堤之蚁穴"。
大概正是由于这种对"让步"的务实、灵活态度，才使他们能够默许、甚至促成香港政府撤回23条立法。而这种务实态度可能也会渐渐引导他们，在未来处理内地发生的一些不危及中共总体统治的非政治性民众抗议、甚至是较小规模的政治性民众请愿活动时，采取务实、温和的回应措施，必要时甚至会做出一些让步。
至于这次香港23条风波对中国内地的政治示范效应，是否大得足以带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那可能要取决于更为广泛、更为复杂的因素，现在谈论似乎还为时过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