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有一个残疾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当时这位代表非常激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见他双手紧握中央领导的手说：“中央领导对我们残疾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多亏了我们残联主席是小平同志的儿子，希望中央领导多出一些象邓朴方这样的子女！”
我们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是文革的受害者之一。1967年9月，邓小平全家从中南海被扫地出门，厄运才刚刚开始。当时北大的红卫兵头头聂元梓把邓朴方和当时也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念书的妹妹邓楠秘密关在北大物理楼实验室内，在长达四个月的折磨毒打中，聂元梓等人逼迫他们兄妹交待父母的“罪行”，但遭到拒绝。于是，在1968年9月，聂元梓唆使一群红卫兵把邓朴方关进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的实验室里，并把门封死。邓朴方知道，如果在这间放射线已外泄的房间待太久，自己必死无疑。情急之下，想翻窗顺四楼的水管逃走，不幸，他从8米高的地方摔落地面，脊椎骨受重伤。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起先是双腿瘫痪，后来因为红卫兵拒绝让他到医院去医治，一拖再拖，终于自腰以下半身不遂。（参见阮次山《邓朴方其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及其全家终于翻身，而且邓小平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但这些并不能使邓朴方站立起来，他需要细心护理，轮椅将伴随他一生。由于身体的原因，邓朴方在政治上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但作为残疾人，担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席，却是最好的事业寄托。也正是因为邓小平的儿子担任这一职务，给中国残疾人带来了福音。邓小平在世时，邓朴方最充分地利用了父亲的权势，为中国残疾人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大量筹集残疾人福利基金到提高残疾人的社会地位，邓朴芳的功绩不可磨灭。尤其邓朴芳国内外的周游，所到之处，都受到空前的欢迎，各省市自治区领导都会亲自接见，残疾人组织得到完善和重视。残疾人文艺汇演，残疾人体育运动，残疾人企业，甚至残疾人书法、绘画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家都清楚，邓朴方能够在残疾人事业上有所作为，是因为他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父亲，否则，就完全截然不同。所以，我们完全理解那位残疾人的话，“希望中央领导多出一些象邓朴方这样的子女！”
人一走，茶就凉。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残疾人事业没有了乘凉的大树，当年红红火火已经日见暗淡。邓朴方的身体可能大不如从前，重要的是邓朴方也不愿卷入政治旋涡，他也很少抛头露面，没有再周游全国各地。问题是，就算邓朴方有心继续为残疾人事业多做点事，也不会得心应手，如果还有人对邓朴方恭维，那也不过是面子上的事，邓朴方也清楚这一点，江山依旧，风光不在，何必再做既让别人难堪又让自己难堪的事情呢！
《亚洲时报》报道说，第十届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在6月29日落下了帷幕，各参与队都领回了自家的成绩单。令人讶异的是，在这届赛事中，中国大陆成绩是遥遥落后于680万人口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甚至比不上不足50万人口的澳门。事后，国内媒体对此的报道是草草了事，仅简单介绍了一下中国代表团取得的“荣誉”，对差强人意成绩一字不提。而就在今年5月24日，国际特奥理事会才刚通过表决，同意将2007年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中国。据大会最后公布，这次在爱尔兰举行的特奥会中，中国大陆代表团共获得19块金牌，10块银牌、3块铜牌，共32块奖牌；香港代表团是31金、13银、6 铜，共50块奖牌；澳门则分别为19金，17银、8铜，共44块奖牌。相比中国大陆地区，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仅算弹丸之地，祖国大陆如此不济地屈居于其下，可谓面目无光，却又并非事出偶然。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前两届特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成绩：1995年第九届特殊奥运会，中国获得33枚金牌、23枚银牌和9枚铜牌；1999年第十届特殊奥运会，中国获得18枚金牌、14枚银牌和15枚铜牌。
数字说明了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每况愈下，虽然一直是邓朴方担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但为什么1995年的第九届特殊奥运会中国成绩最好，而后来两届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就是“权力效应”，1995年第九届之所以获得好成绩，是因为国家重视，而国家重视的原因是因为邓朴方，而邓朴方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邓小平。如果邓小平如今还在世，我想后两届特殊奥运会中国的成绩不至于如此的糟糕。
中国残疾人事业不能仅仅依靠权力的倾斜，更不能指望中央领导子女为残疾人，只有制度和人文关怀才能保障残疾人的利益。香港、台湾、澳门对残疾人事业很重视，不仅是政府重视的问题，重要的是制度问题。民主制度总是能将社会各层面的诉求反映上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心重视。中国大陆残疾人事业如果靠出现邓朴方这样的“权力效应”来支撑，显然不会长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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