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家嘴，是上海滩上众多金融机构的集聚地。随便找个视线良好的居高点，眺望这块土地上日建日新的“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你会很自然地联想起往日十里洋场的繁华旧梦。
在少数习惯形象思维的金融界人士眼中，“世界第一高楼”是试图追回旧梦的上海人手中的一柄“剑”，一柄刺往北京那条1700米长的金融街的“利剑”。它是一个隐喻，一个象征，暗示着北京和上海正在发生的争夺中国金融中心的战争。
2003年5月19日，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发布“迁都”公告，证实了这个盘踞北京多年的基金管理公司离开北京“迁都”上海的传闻。类似的传闻已不止一次被证实。过去的三年里，以中国的首都为总部的基金管理公司，已从六家变成了一家。以戏剧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们，感觉在京沪之间的金融中心争夺战中，上海小胜了一个回合。
对北京人来说，这是一个伤感的挫折，因为北京不仅是北京人的北京，还是中国的北京。戴上政治经济学的地缘眼镜，作为首都的北京占据着全国政治中心的位置，有着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的极大便利。
北京是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中国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云集于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以“中国”字眼打头的“一行三会”，总部都在北京，加上一直设在北京的国库，北京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央金融决策中心。在金融业，一个受到高度管制的行业，强调和监管机构密切沟通的金融企业，没有哪个不愿意和监管机构离得近些更近些。作为金融管制政策的诞生地，北京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信息优势。
首都的优势不止于此。首都还是国内大型金融机构总部的密集地，总部在北京的金融机构占据了全国金融资源的绝大部分。当下，四大银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它们的业务占据了中国银行业业务总量的大半壁江山。此外，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集团、光大集团、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正在着手建立统一数据库的各家银行，一旦把整个银行的资金集中到总部统一运作，就意味着中国银行业资金总量的80%左右集中在北京。
首都与生俱来的地缘优势和背景优势，委实太大。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再保险三大保险公司的总部，银河证券、中金公司等大型证券公司的总部，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一并被北京定格在自己身边。北京不仅成了中国保险业2/3以上的资金统一运作的场所，还成了中国最大的金融结算中心。不仅如此，国有资产的总量有一半以上，由总部在北京的企业所控制。它们所搅动的资金流，非湍流不息难以形容之。
虽然长不过1700米的金融街，聚集了中国50～60%的金融资产，虽然首都有着无与伦比的背景优势，提着“宝剑”的上海还是迅速赶上来了。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北京的金融地位因为首都而得，却也因为首都而受到损害。在中央政府的规划蓝图中，北京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来设计的，而上海却在“国家战略”的“钦定”之下，执掌了金融中心大印。也就是说，上海提的宝剑，是一把尚方宝剑。
三年前的6月3日，中国金融界在上海召开“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研讨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三个“金融巨头”的首脑一起走到上海。时值我国编制“十五”发展规划之际，正需要对“十五”时期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进行广泛研究。观察是次会议的背景，上海人喜上心头。上海媒体几乎难以自持地欢呼：三巨头聚首沪上，显示了上海在中国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意义。
次年2月，国务院审批同意了上海的城市规划，国际金融中心成了上海建设的目标之一。
九个月后，中国在多哈签署了加入WTO的最后协议。在首批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的城市名单中，我们见到了上海，却看不到“北京”二字。名单无声地宣布，在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对外开放这个层面，北京再次落后于手握尚方宝剑的上海。据悉，中央不愿意金融中心设在北京，还有考量稳定的一面。因为资本市场的风吹草动，容易影响首都的稳定局面。
去年3月，列席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陈良宇，以上海市市长的名义风度翩翩地出席了记者招待会，对于记者们关注的北京和上海“争宠”金融中心的故事，作了如下点评：国家的金融机构中心设在北京，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但是不排除在总的格局下面不断强化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是跟北京的三大金融监管部门领导的支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国家在没有金融中心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大力发展。金融中心的建设是必须的,而且是国家战略，代表国家利益，金融中心要由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保监会来共同参与建设。
就在中央政策导向向上海倾斜，力争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候，北京的金融业渐入尴尬的境地。这些年来，北京的金融业在与上海的竞争中屡屡败阵。2001年，富国、博时、长盛、大成等四家基金管理公司以及中信证券几乎同时将注册地迁离北京。当下嘉实迁都上海，再显北京败相。
金融街的魅力开始逊色于陆家嘴？北京市意识到了危机。
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