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中央政府本来不应干预港府施政，香港的局势也不会对北京带来正面的冲击。但是，由二十三条立法引起的尖锐对立，和随后而来的香港人民的普选要求，已经把香港政府推到了民众信心崩溃的边缘，特首无以依靠，要求北京的中央政府必须做出反应。
香港这样一个言论比较公开自由的社会里，民众的各种不满总会有各种不同的渠道发表和发泄。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和要求普选，表明香港的民意和特区政府至少在这两件事上已经形成对立：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代表中央政府站在一面；而大到有力量发动五十万港人上街抗议的民意站在另一面。现在的问题不在香港，中央政府的态度才是事情发生的根源。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央政府对香港必须做出的反应，也就是“胡温新政”必须做出的重大政治决策，简单明了就是一个：“到底向香港的民意说‘是’还是说‘不’”。
可惜北京的中央政府已经公开支持董建华，已经向香港的民意表达了其所能表达的最大限度的不满。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通稿中的原文如此：“胡锦涛强调..任何外国势力以及其他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我们都坚决反对。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符合各国投资者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温家宝说：“当务之急是要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要知道，所谓“外部势力干预”和“稳定压倒一切”都是邓小平的发明，它的含义，路人皆知，不言自明；后者更是江泽民执政的主旋律。对于新领导人来说，有没有“新政”，要看能不能超越前人的政治智慧。任何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对于领导人既是受到考验的关头，又是弃旧维新的机会。把握时机，就能柳暗花明，写下新的历史。面对香港民意，
“胡温新政”亮出了邓小平、江泽民“稳定压倒一切”的王牌。 评论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在香港特首换届时，江泽民领导的中央政府选择已经明显不受民意支持的董建华连任，犯了错误，把问题留给了新领导人；而新领导人现在“没有选择”，必须挺董，因为中央政府不可能对不久以前做的“挺董”决定作出否定。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忽略了“连任”时没有五十万人游行的事实，也忽略了中央政府继续 “挺董” 所冒的风险。领导，领导，领导者的责任就是根据新形势作出新决定。本来，在重新抉择前理应理智地权衡利弊；现在，在“稳定”与民意之间，新领导人却选择了用稳定来压倒香港的民意！ 新领导人上台，多少会有新的希望，新的开始；因此，一般地说，他们都会有一段与公共舆论之间的“蜜月期”。但诚实是评论界的天职：有一分作为，给一分嘉许；没有新的实质，就不必假设理由为政治家开脱。这是评论家的责任。
(原载《信报月刊》2003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