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很感激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他在毛泽东过世后，一再表示：按过去的方针办。可以说，从总体上看，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再现，华国锋路线是毛泽东路线的延续。
一、怎样走上政坛
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在山西交城一带抗日颇有名气，担任过区、县、地委、省的领导工作。1969年4月，他成为中共九大170名中央委员的一员。1973年8月，他成为中共十大25名政治局委员的一员。1976年4月，他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10月，他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由上看出，在中国的最危机关头，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摆在华国锋面前的并不都是鲜花，更多的，是让他颇感头痛的问题。
二、在党和人民面前
第1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
第2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华国锋同志就背离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第3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
第4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第5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1981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讲到了华国锋的失误，也是5条：
第1条、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
第2条、压制1978年开展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
第3条、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第4条、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第5条、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
12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说：“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中央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邓小平针对这一问题也提出：“我们这个决议里边写上华国锋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好处。”邓小平提到的决议是指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表述的，“很明显，由他（指华国锋）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许多人都建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婉言谢绝，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因为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比较年富力强而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邓小平认为，他可以在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的前提下，担任一段中央军委主席，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人将来接替。中央政治局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发言，表示欢迎对他的批评。他并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接受了他在六中全会前不再主持目前的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中央政治局并且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1981年6月的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虽正式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但仍保持了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职位。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华国锋保持了中委的席位，但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1987年中共十三大，华国锋仍以1800多票当选中委。这表明，中央对犯过错误、但的确有过贡献的人，是不会忘记的。但从十一届六中全会起，华国锋的职位越来越具有荣誉身份的特点。历史的聚光点已从他的身上移走了。这一点，是大家共同承认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毕竟是登上中国政治高峰少有的人物之一，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本身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课题，可是，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三、过渡性的领袖
人们通常认为，华国锋是个过渡性的人物，这一看法，大致是正确的。正因为华国锋处于中国政治的过渡时期，所以可以判定，华国锋的错误，一方面是由其自身的水平所酿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的产物。
华国锋失误的确是严重的，其要害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华国锋已经认识到了“左”的错误的危害，但由于他从实用主义出发，过多地考虑了个人得失，对清除“左”的错误面临的困难顾虑太多，从而坚持和助长了“左”的错误，导致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失误。当断不断，坐失良机，这与许多老干部和人民要求纠“左”的情绪和呼声形成鲜明的对照。华国锋失去更多人的信任已成定局。
华国锋的失误，使他离开了政治权力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