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去年连任特首的重大举措就是打烂港英遗留下来的公务员制度，从外界另请高明，建立他的所谓“高官问责制”。因为根据香港土共为他总结的教训，那些港英留下来的公务员存心同董建华捣乱，不好好贯彻董建华的政策，才造成管治危机。所以在七一游行之后，董建华还厚着脸皮说他的政策是“强项”，只是公关和政治不行，责任全推给下面。但是这次政府改组，董建华竟然从外界请不到高明，只能从原来班子内部调动，所以显得捉襟见肘。原来的工商及科技局长唐英年调任财政司长，原来的廉政专员李少光调任保安局长，原来的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曾俊华接任唐英年原来的位置，但是他的秘书长职务还没有人顶替；而原来的海关关长黄鸿超继任廉政专员的职务，但是原来的关长职务也还没有人顶替。可见最后拍板时多么仓卒。这里且不说李少光才任廉政专员一年，也不说廉政专员一向要外人担任以免同公务员关系太紧密而影响执法，但是回归六年廉政专员换了四个，而且改变做法为都是由公务员内部调过去后再调回来。
虽然有上述的问题，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最重要就是必须“放心”，而香港的有关评论显然会使北京放心。
对唐英年的评论，唐英年是江泽民的“子侄”。理由是父亲唐翔千虽然是早年逃避“解放”而到香港的纺织企业家，但是中国一改革开放，他是最早回国投资的“爱国”企业家，所以同当时在上海的江泽民就认识了，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而唐英年本人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同江泽民和上海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唐英年是不是可以划入“江家班”，也就是时下最得令的“上海帮”？也怪不得原来呼声最高的机场管理局局长冯国经落选，是他自己不要，还是北京不批准？
李少光则被认为是叶刘淑仪“马房”里的人。香港人喜欢赌马，赌马而要对出赛的马有所了解的话，了解马房比了解马主重要，因为不同马房的练马师有自己不同的训练方法而可以关系到输赢，当然还有其他黑幕。当叶刘淑仪担任入境处处长时，李是副处长；叶刘淑仪升任保安局局长时，李水涨船高任处长；去年叶刘淑仪担任问责局长，再提拔李担任廉政专员。黄鸿超也是叶刘的旧部，所以有叶刘马房之说。以北京为叶刘高调送行，对她的旧部自然也一百个放心。
唐英年处事比较圆滑，九七前担任议员时同劳工界关系还不错；九七后任行政会议成员时态度不如以前，看来也是喜欢做官的人。但是香港市民要求并不高，所以基本上还是接受他。李少光做人低调，不像叶刘那样张狂，所以市民对他的反映也还可以。反正23条立法无限期搁置，他也就没有太大压力而非去得罪市民不可。但是唐英年是工业家，对财经事务并不熟悉，有没有能力收拾烂坛子反而使人存疑，他在担任行政会议成员期间对董建华向香港大学钟庭耀民意调查施压事件的讲话，以及对土共向香港电台施压的态度，都不是太有政治智慧的表现。这些不但是对新官员的考验，也说明董建华的管治危机并没有过去。交接过程出现的混乱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