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今年2月份刊载了一篇题为《日本的悲哀》的文章。文章说，日本正在陷入一种长期的衰退过程，找到摆脱这一困境的出口似乎遥遥无期，而通过标榜“改革”上台的小泉内阁明显有负众望。对于当前的日本，用一句委婉的话来说，它已经对世界“没有意义”，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包袱”。
《经济学家》杂志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笔者的兴趣，首先在于其专门从经济的角度描绘日本。与此同时，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可悲的”到底是谁。或许“可悲的”并非日本人，因为这则报道指出日本人“拥有令人惊异的锲而不舍的能力”，但文章对经济长期低迷而日本人却没有丝毫危机意识感到疑惑。
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所疑惑的那样，当前的日本真的“可悲”吗？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就真那么优秀，并值得引以为豪吗？就像《经济学家》杂志所认为的那样，即使认为日本并不“可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值得奇怪。没有人知道今后如何，但就现在而言，日本在物质上的富裕程度已经到了多少有点让人难以置信的水平。
2000年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5000美元，受汇率影响，数字变动很大，但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即日本与美国、挪威和瑞士等国一起位居世界最高水平。2001年日本的失业率为5%，已经被说成是非常严重的水平，然而它与美国的所谓历史性低水平4.8%相比，只是稍高一点，而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各国连续保持近10%的水平相比，只有一半左右。不知为什么，这种情况却很少见诸报端。笔者还听说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法国名牌)在全世界的销售额中，有一半以上是在日本实现的。
假如我也来自发展中国家，并且第一次来到东京，瞥一眼繁华的地下超市，可能会产生出这样的感觉：日本哪有什么经济危机？我不认为过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我宁愿相信挥金如土的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才是“失去的”。在过去十年里，日本并非既没有变化，也没有成果。比如，197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上的最大难题曾是贸易摩擦，如今国际收支不均衡的状况依然未得到解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日本经济低迷，日本威胁论和日本特殊论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想说的是，今天的日本并非没有问题，经济成果也并非值得夸耀，但是日本问题的核心果真是低迷的经济吗？或者换种方式说，只要经济复苏，日本就会“重新”获得“幸福”吗？在日本人生活的周围，堆满了富足的物品，却为何还因为“经济上的不景气”如此丧失信心，并为找不到出路而痛苦不堪？在此，我认为或许原因就在于战后日本过于依赖“经济”，而如今的日本连“经济”都在变得越来越糟。
战后日本的依靠是“丰田”，是“索尼”，很少有人认为是政治家、媒体或者学术机构。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一个对经济如此强烈依赖的国家呢？
第一，战争期间受到“克己奉公”这一理念蒙骗的经历，使战后的日本人普遍不再相信什么“公共性”和“国家目标”，他们的目标已经变成了希望经济安全运行，并赋予了浪漫色彩。所以在已经对“国家”不存幻想的战后日本人看来，“经济”是一种慰藉和复仇。
第二，表面上，从战后日本政治舞台来看，思想分裂持续不断，就像宪法问题所反映的情况一样，通过讨论和投票决定国家基本方针的政治文化时至今日尚未确立。在此背景下，“经济”成了能够在此起彼伏的国内政治分裂状况中穿梭自如的一条安全通道。换言之，“经济”成为了统一日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此外，日本由于受到国内外诸多限制，已经不可能通过军事力量来提高国际社会地位，追求经济立国也就成为一个战略性选择。日本技术人员之所以提出“岂能让美国看不起”的民族主义，就是因为“经济”也成了重新树立战败国日本国际名誉的一种手段。此外，“经济第一主义”也弱化、销蚀了“保守派”与“革新派”之间那些没完没了的对立，在这方面，它促成了战后民主体制的确立。
应当如何解释这种死气沉沉和社会依赖感的下降呢？最方便的解释就是日本人变得“懒惰”了，变得“呆傻”了。年轻一代的颓废状况，连我都吃惊。然而人能那么快地变好或者变坏吗？也许真正的问题是：过去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优秀吗？
在世界杯比赛中，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年轻选手们将头发染成金色，染成茶色，剃成古怪的头型，与喜欢高中棒球联赛的光头，追求“精神棒球”的“纯真的”高中球队选手所代表的“正统的”日本体育文化毫不沾边。但我认为前者并不是颓废，恰恰相反，正是他们代表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日本。
由于在各种各样的大学里教授与国际政治相关的课程，我发现近年来的学生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兴趣逐渐浓厚，尽管有些方面多少有点轻浮。以前对公共事业抱有兴趣的学生，他们的激情可能是通过走官僚之路或者政治家之路表现出来，时至今日，他们则通过非政府组织或者志愿者活动表达出来。
那么应该如何改变？改变什么？现实情况急需制度改革，这种呼吁总是声音震天，却没有任何结果。在此，我仅想指出一点──除实际利益之外，还应加以重视的是激励机制。
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是靠金钱和物质，而是靠人尽其才，这已经是个非常陈旧的道理。说得极端一点，即使国家灭亡了，经济崩溃了，只要有人才，大体上都能得到弥补，反之则不可能成立。人们一般认为没有人才的富有国家总比有人才的贫困国家要好得多，但是暴发户式的国家终究会被各种各样的力量摧毁，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对此应有心理准备。
“经济”是在战后那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价值，“经济第一主义”的成功，对于避免过度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立、缓和社会冲突发挥了作用，培养了社会的实际主义行为方式，但同时养成了过多地用钱处理问题的习惯。进一步发展，就导致了社会的病态。如果有人在不知道自己用钱想做些什么的情况下，还能够持续一心一意地赚钱的话，那么这种人就是病态的。
战后日本由于经济成长而未被正视、未加解决的问题，现在需要给出明确的回答了。讨论一下我们日本人为了什么、保护什么、舍弃什么等问题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今天日本的课题不是经济的复兴，而是从“惟有经济的日本”中脱胎换骨。日本如果被人视为可悲，那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经济不行了，而是因为日本只有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