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9月13日
当李鸿章从国外访问归来时，他或许会发现目前清国已建立起了皇家邮政服务系统。随着新疆土的不断征服、扩展，中央与边地之间需要取得良好、频繁的联络。为了管理和从整体上控制这项服务，北京特别任命了一些官员，这些官员直接由朝廷负责军务的大臣监督。在这些驿站内，所有供远途传运使用的必需品，诸如马匹、骆驼、车辆、船只等等，都全部备齐。大多数驿站都设在主要道路的旁边。
这项服务分为两个等级，政府公文和急件为第一级邮政，普通旅客的行李和军队需要转运的战争物资属于第二级邮政。
皇家邮政理论上只负责转寄和传送政府通告、条令和类似的官方文件，但实际上，信差同样也传送高层人物的私人信件。信差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并享有某些特权。例如，他们可以免费住旅店并要求当地为他们的马匹免费喂食饲料。
几乎所有需要寄送的官方文件都盖有一个特殊的标记，表明需以多快速度来传送这些邮品。普通文件标明日送２００华里，大约相当于每天８０英里；有些特别需要加急传送的文件可望每天传递４００华里，而有些十万火急的文件则需要每天传送８００华里而信差不管天气如何必须完成这段路程，否则会受到惩罚。清国曾经有过最快的邮传纪录是４天穿越２８０德里将近１４００英里，或相当于每小时１４英里。这个纪录产生于１８５１年太平天国叛乱期间。
尽管清国皇家邮政体系已经非常完善，然而，即使在过去几个世纪内，它也从未在任何程度上为商业或私人利益提供服务。即便已经允许商人和普通民众通过这项服务寄送信件或包裹，但人们仍然怀疑邮政官员是否会利用这项特权来谋取私利，他们怀疑这些官员私拆或篡改私人信件。这就导致了以下的结果，即在这些都市和商业城镇里建起了民间的票号，票号的信差大多数都是徒步投递邮品，虽然他们偶尔也骑马。平均说来，每小时能步行一德里４.６英里的路程。他一到达自己的送达站，就立即将邮品传递给下一名邮差，而这个人不论天气状况如何，必须马上启程向下一站传送，并把它交到第三名信差手里。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到邮品到达它们最终的目的地。邮差们途经的地方往往是纯粹的荒野或人烟稀少之地，这样容易遭受强盗的袭击，为了自卫，邮差总携带着武器。
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
1875年7月6日
大清国的教育从孩子们很小时就开始了。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一群群稚嫩的小男孩们抱着满满的一包书去上学，他们的书包通常只是个蓝色的布袋。
我前天去参观了一所小学堂，这些学堂其实很好辨认，你只要循着学童们发出的喧闹声找去，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发现一间教室里有位长者带着大约２０名学童在念书。孩子们在课堂就坐的方式并不像我们英国孩子那样，他们的课堂里摆有好几张小桌子，每张课桌旁坐着一个或两个男孩。
这个学堂里有件非常刺眼的东西，那就是一具新制作的柏木棺材。很显然，这是校长为自己准备的。非常特别的是，在这具棺材的端头上贴着一张鲜艳的红纸，上面写着一个“喜”字，这个字在汉语里代表幸福和快乐，其含义和棺材本身所代表的阴沉、黑暗和凄凉的含义没有一点关系。这与我们英国人真是太不相同了。（“棺材”，取“官”和“财”的谐音，寓指升官发财。为什么读书国人很实际，讲老实话，读书就是为了升官发财，追求知识，追求学问，倒在其次。不过，想起来也很可笑，这官和财竟是与“棺材”连在一起，离死亡不远。）
学堂是个非常嘈杂的地方，全体孩子都在同一时刻扯着他们最大的嗓门在叫喊着。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把他们正朗读着的课文背诵下来。当他们觉得自己能背下那些内容后就去找校长，然后背对着校长，表示他们无法看到校长手中的课本，并开始一字不差地复述他所学到的内容。这种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用这种教育方法教育学生，谁记忆力最好谁的成绩就最突出，而这种做法似乎贯穿于清国整个的教育过程之中。
当我发现这些小家伙们正朗读着的课本并不是什么儿童入门之类的书籍，而是大清国的经典著作时，其惊讶程度可想而知。有人指给我看的一位男孩正朗诵着孟夫子的作品，还有人对我说谁谁能背诵清国著名学者所有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请想象一下，在一个乡村学校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孩子们正在读柏拉图、荷马等人的著作，并且还能凭记忆把它们背诵下来，如此你就不难明白大清国人的教育方式了。
这种教育方式一直要持续到学生们参加会考。会考制度在清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重要程度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大清国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的核心。
清国人这种考试制度的宗旨无疑是好的，但它有着非常严重的缺陷。可想而知，一种沿用了上千年之久的制度，无论起初多么完美或符合时代要求，此刻它也决不可能再适用于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新时代了。能背诵孔孟的著作当然是好的，但如果仅仅把一些简单的词句硬塞进一个人的脑袋里，这绝对算不上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人的大脑除了记忆之外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功能，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把教育模式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道路上，致使人的心智就像大清国女人的小脚一样被挤压而萎缩。清国女孩的脚在幼年时就被人为强制地束裹起来，迫使它们停止生长。而清国男人们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古老水平。这里的女人走起路来活像一只尝试着只用两条后腿行走的山羊，而这里的男人在现代知识的道路上行走时也如他们的女人一般无能为力。
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外国文明开始的年代晚于孔夫子的时代，而受过中式教育的清国人，就连形成一种科学观念和理性思维所必须的初步知识都没有。在北京国子监的大门外面立有一块醒目的标志牌，上面题道：“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而在这座大门里面的标志牌上则题道：“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譬之宫墙。”这意味着，在１９世纪的大清国，要让
一个男人成为其他男人的统治者，其所需的全部学识仅仅就是那些经典著作而已
。
“状元”是清国功名的最高名位，相当于我们英国的“学位考试一等甲第一名”，它又被称为“万人选一”，因为考场能容纳一万名赶考的举子，而每三年只能有一人获此殊荣，此名即由此而来。
一次又一次，清国的男人们千里迢迢进京赶考，直到他们渐渐老去，头发变得灰白和稀疏。人们想获得显赫功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听说有一个人，每次都来赶考，一直考到８０岁。如果有人能坚持到这么大年龄的话，大清皇帝通常会授予他一定的荣誉。
在北京的这项争夺是一场异常严峻的考验。考试要持续九天，分为“三科”。整整三天三夜的时间，这“一万人”全部的智慧就被限制在他们的笔头上，每个人都被关进一块大约仅有一平方码的狭窄空间内，这样可以把他与其他人完全隔开。他必须在这里完成试卷或论文。
会考考场占地达数英亩之大，由很长很长的一排排小房间组成，这看上去有点像个巨大的养猪场。考场四周立有不少塔楼，上面站有监考人员在一直监视着考场。监考官禁止外面的人与考生交流，也不准考生之间相互沟通。这真是一项痛苦欲绝的考验。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些年纪较大的考生死在了里面。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从外面凿个洞，把尸体拖出去扔掉。这样的结局对一个人的求学生涯来说真是再悲惨不过了。
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
1895年3月11日
受贿者兼掠夺者的国度
大清国派驻国外的公使们在国内一点地位也没有，而外交使节的委派则完全是通过徇私舞弊的方法完成的。有一位被派到一个大国去的公使，出任之前是大清国一位出色的学者，这位学者通过欺诈的方式帮助一位清国高官的儿子获取了功名，其获得功名的文章是这位学者替他写的，而这父子两人表达感激之情的办法就是委派这位学者去当了大清国的驻外公使。
到国外去的清国人大多出身低微，他们在国内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全部认识也只不过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知识，然而他们对西方世界更加奢侈的生活方式却大加推崇。当他们回到国内并获得官职后尽管国内的官僚们尽可能地排挤他们，他们的这种奢侈倾向几乎总是毫无例外地诱使他们做出更具欺诈性的劣行。
在大清国，政府官员仅仅靠俸禄无法应付日常的生活。按照清国固有的习俗，他们总能在任上捞取到一些外快或者在一定限度内搜刮民脂民膏。当然，如果超出这个限度的话，这样的官在清国人的眼里就算是为政不廉了。
就拿这里的道台来说吧。就其收入而言，他简直就相当于一个苦力。道台一年俸禄不过２０００两白银，根本不够支撑衙门里众多师爷和衙役的开支，但他又不得不设置这些职位。因此，为了维持局面，他只有从他经手的各项资金中捞取一些油水。清国军队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武将们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不受尊敬，国家发给他们的俸禄完全不够用，于是只有通过虚报兵额或贪污公款来增加收入，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侵吞公款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了大量的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的公司引诱他们或者对他们进行贿赂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支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他们同样也大肆购买了许多原材料。然而，即使是他们在买东西的过程中，行贿受贿现象和贪污行为也比比皆是。英国人迄今在军备贸易方面和清国人之间的成交额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英国商号比较重声誉，因为他们拒绝付给清国官员所要求
的大笔佣金。而那些不拘小节的外国公司则签到了大量会给他们带来丰厚利润的合同。
但偶尔这些外国人也有做过头的时候。一次，有一家商号以每支３桨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