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国殇集会由六四后成立的全德学联举办，我的笔记中写着：志同道合的人还不少，熟悉的面孔一晃就淹没在人群中，道个好都来不及就别说叙旧了。大有“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感觉。“你们在流血，我们在流泪……”同胞们的一曲白玫瑰让我险些又当众大哭。可哭有何用？严家其的发言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同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则写着：民阵西德分部今日成立。尽力为之。２３岁的大姑娘了，却好象辛勤的小蜜蜂，欢乐的小鸟，远航的小舟。
在我出国的第一个周日时我就试图论证我的有神论世界观。笔记中写到：十二月十六日，去年这时不惜付出所有积蓄要赶到西德来与人共庆耶酥圣诞，今年想在圣诞节独处，为的是静静地把我的世界观诉诸笔端。
我的有神论是用德文写成的。在我看来神造人就象人造房屋一样。人死则象房屋倒塌，肉身（建筑材料）毁，但灵魂（空间）不灭。一个个社会象一棵棵树子一样，长什么样，主要由组成它的因素决定，神起园丁作用。人性既善又恶，因为人是由肉身和灵魂构成的。肉身和其欲望让人堕落，而灵魂则让人向往“真善美”，以此来完善自我和社会，从而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当时我的德文还不够用，我四处请教才写出一篇象样的文章。那段时间我就这一个话题，以致一位民运中结识的中国人在信中告诫我说：“你的想法不一定要对别人-不理解你的人倾诉。这样他们会认为你幼稚，而真正的悟者，是孤独者，人生难得几知己。”对此忠告我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从小就勤学好问，乐于找人交流，否则怎么提高自己呢？ 血淋淋的六四让有关灵魂的（用他的话说幼稚）问题占据了我的脑海，所以我六月二十二号便决定改学哲学。这一学就学了七年。七年里我用西方数位伟人的身世和著述验证了我的有神论世界观。他们中的海涅不仅非共产主义战士，相反大写六道轮回并在去世前还专门公开表示他对上帝的坚信不疑。只有马克思持无神论，这也注定了他只是个人品低下的理论家。毕业时我对海涅马克思等了如指掌。其实马克思著述中有价值的异化论，大陆学者未尝没有认识到，但在中共专政下，真正的学者都是被笔杆子甚至枪杆子围剿的对象。
在我自由地用德文读书听课，写论文作诗歌的七年里，我的榜样从惜春变成了悟空，但我写信的习惯没变。
一位大学时代的男同学来信表示“看到你这封信的第一页，我就觉得你完全可以做我的老师了。要知道以前我可不这样认为，看来是你出国这八个月突飞猛进的结果，环境对一个人影响是很大的。”他说得一点也不错。因为我的自由，我的信往往能让他“振奋几天”，但他的不自由只能让他说，“我真羡慕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位过去一直走在我前面的交大才女也写道：从信中我真是感到你的精神境界有很大的提高。在另一封信中她道：你的来信每次都让我感到心灵上的震动，灵魂上的升华，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无论如何我是超脱不起来，何况我在商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我现在也是如此。
在与旧友互诉衷肠时，我也结交了新友。其中有位社科院毕业的民运人士。刚开始，他信中道：“同你谈话，对我来讲是一种心灵的纯化是我自我的升华。”可惜好景不长，正在我对他大讲我读柏拉图的感想时，他却认为“人追求一种自由的性爱，而婚姻则是死的。哪个男人不希望同更多的女人做爱”。这种观点让我对他和我当时也投身的民运大失所望。我开始思考民主的意义。
我得出追求民主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因为民主不能让人遵守道德规范。西方社会跟神和让人信神的宗教紧密相联，无论其总统还是人民是否真正地信神，他们的行为够不够神徒的标准，但上帝，圣经和教堂就在他们的生活中。西方的民主法制是建立在订立道德规范的宗教基础上的。
而中国则不同。从鸦片战争起，尤其是五四后本土的信仰就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也是不讲仁义道德的马克思歪理得以在中国传播的原因。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老百姓更被剥夺了信仰权，全都得听它的谎话，全受的是无神论教育。因此我把六四也看作是在五四这片野地上结出的恶果。就是说，中国压根儿就没有建立民主法制的道德基础。
尽管如此短短的民运生涯让我了解了不少中共舆论的卑鄙和危害。在我后来用德语写一篇论述语言暴力的论文时，就曾以中共的党八股为例。中共夺取政权后，偷换和新造了一系列专有名词。比如四九年被说成“解放”。“爱国”变成了“爱中共”诸如此类。
在我深入西方文化的时候，同胞的来信越来越少。我曾给一位海外华人发去如下传真：听闻您对八卦风水很有研究，我希望与您交流。我在西方的精神世界游历够了，本想回国，但不能放弃自由，只好借读古书慰藉乡思，但苦于没人交流。认识的大陆同胞都是中共无神论的受害者，不信神也不信鬼，所以我找上门来，请原谅我的开门见山。
在各种各样的信友中有位从未某面的台湾人对我重新定义中国和中国文化起了不小的帮助。记得六四后不久我就收到他的来信。通信中我们一致认为：生活在共产制度下的人民都已觉悟到共产主义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我们还互寄杂志。我给他寄“莱茵通信”，他给我寄“光华”，让我得以了解台湾。他写道：信及小诗“心声”均收到。我同意妳的观点和看法，尤能体会妳小诗的意境。希望妳能及早完成学业，返国任教。教育英才不仅是人生一大乐事，更重要的是能借教育将民主法制观念灌输在新生代中，则中国民主化才可期其有成。衷心期望能施展妳的抱负，完成妳的理想。
我虽没有如此具体的抱负和理想，但我确实曾两次试图回国任教。即使有中国同胞劝我要拿德国护照以求自由和保护，亦有德国朋友让我小心中共，可我还是在９６年的一天，手持中国护照第一次回国。当时我脑袋里只装着外婆和北大，六四屠城，我的反共活动和中共的残暴都被我抛在了脑后。难怪我会给人留下天真的印象，想来是本性使然。
那次我在国内呆了一个月，我没受到中共爪牙的骚扰，但我还是寸步难行。当时我们家的一个转折亲从特区回乡探亲，被人谋财害了命，连身上的时装都被剥得一干二净。所以家人对我严加看护。我也失去了展示巴黎时装的兴致，而改穿我妈的旧衣服。再加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堵塞的交通状况，我也宁可闭门不出。无疑这是中共的政绩。
最后在一北大教授的帮助下，去北大呆到离境。住在北大招待所刚修好的新楼里，硬件不错，要价不低，但软件极差。我除了觉得北京的环境污染更严重和生活条件更糟糕外，还听说我的领导将是我在德国领教过的一位教授。他的学术报告，别的不说，就一句“爱海涅的人会爱中国”就足以令到会者瞠目结舌。除此之外在整个研讨会上都不见这位教授的身影。就是说，这位有名无实的教授还不乐于向同行取经。这次灰溜溜的海龟行令我决定以作家之名赖在德国，继续用德文描述唐诗和古书传给我的中国文化。发表了诗集“金莲”和“悟空”后，我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忘了中共专政下故国的现实。 所以，２００１年我来到梁启超故乡的大学。环境污染触目惊心，岭南风光早已不再。当时我只知道法轮功为中共所禁止，但既不知何为法轮功，也不了解中共的手段。在校领导请我共进晚餐时，我还问起法轮功。他的回答冠冕堂皇，似乎不容置疑。但在我打听到一对信仰法轮功的老夫妇后，一切都变了。
我又不得不重回德国，但我终于解开了折磨我的中国心结。法轮功让我看到了民主在中国的道德基础，看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弘扬。
我这个自由的孩子从此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天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