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孙大午放在另外一种制度下，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出什么样的业绩？为什么中国就出不了自己的比尔溶茨、出不了自己的松下幸之助？本期社论指出：“新兴的、健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幼芽在官僚特权的肮脏政治中苦苦挣扎、被逼良为娼、被逼良为盗、甚至被逼良为匪……”，如果有谁对这个判断还感到困惑不解、还感到太过“偏激”的话，那么，就请看看孙大午先生今天的不幸遭遇，看看近年来中国一大批民间企业家的一个接一个地中箭落马的现实，他就该明白点什么了。
中国的优秀民间企业家和民间思想家孙大午目前正以被罗织的莫须有的罪名被押于狱中。他的“罪”，仅仅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在当今中国颇为特立独行的老老实实做生意之道：不巴结权贵、不贿赂官府。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名闻遐迩，他信誉颇佳，民间都愿意将余钱借给他。然而，孙大午为官僚所不容，他的事业也为这个制度所不容。
说他“犯罪”，请问，谁是被侵害的客体？是被他“非法集资”的借款人吗？不是，目前，几乎所有被“非法集资”者都无不为他鸣冤叫屈。这只需比较一下那些真正有受害人哭天呛地案件－－如北京“新国大集资案”、各大城市的圈地拆迁案－－中的麻木不仁和为虎作伥，这官府的心态就简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至于说当地国家银行－－就权当徐水父母官真是为了“国家”利益－－几乎要关门，这恰好生动地说明：市场经济内在的平等竞争新气象正在代替统制经济那强买强卖的老黄历。
是的，大午集团民间吸资案的真正受害者－－暂且撇开那些“雁过拔毛”、“留下买路钱”的上不得台面的真实缘由－－就只有国家银行了。其实，这正是问题的要害：在今日之中国，国营银行究竟应该靠竞争生存，还是靠垄断过活？在市场面前，国营银行还是不是一个与其它企业同样平等的民事法人？如果说中国的法律还没有、还无法回答这类的问题，那决不是孙大午们的过错，须知，当年开中国经济改革之滥觞的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还立下过违“法”的生死状呢！
迫害优秀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摧残生机勃勃的大午集团，简直是对正在高唱入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共政权之绝妙讽刺！孙大午一案，可说是当前中国民间资产阶级受官僚特权阶级残酷欺压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做生意勾结官府有罪、不勾结官府也有罪的畸形制度下，难道这老老实实发财，清清白白致富的路就硬是走不通？难道民间企业家不与官僚沆瀣一气，不为娼、不为盗、不为匪，就只有死路一条？此外，即使是那些勾结官府，寻求荫庇的生意人，难道他们就不是这个可怕制度的牺牲品？
应该说，孙大午是今日中国难得一求的优秀人才了。他的见解、他的胸怀、他的实践、他的事业，在今日之中国，简直是鹤立鸡群。但是，今日中国之残酷的人才负筛选机制，要清除、要淘汰的就正是形形色色的孙大午们，要清除、要淘汰的就正是孙大午这样的能人、高人、善人和好人。况且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多少我中华民族之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惨遭摧残和践踏？
难道这种局面还要继续下去吗？
总之，现在是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考自己地位的时候了，是他们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中亮出旗帜、发出声音、走向成熟、显示力量的时候了。如果说，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所谓“后现代”的话，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却还处在资本主义的史前时期。如果说西方资产阶级在与封建专制势力的斗争中是从整个第三等级中吸取叱吒风云的力量，那么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也只有联合和代表广泛的民间阶层、从工人、从农民、从民间独立知识分子那里吸取力量，才能避免势单力薄、避免被各个击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孙大午先生演讲中的某些术语、某些概念还有待厘清和商榷，但这位有着丰富阅历和善于从实际生活中思考当代中国尖锐理论问题的民间思想家，其所表现出来的理论悟性，包括他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区别的把握，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把握，均无疑已大大超过了那群成天只知注释当局政策的官方理论界庸夫俗子们，也大大超过了民间阵营中那些只知道机械划界排队的思想懒汉们。
艰难困苦，玉于汝成。衷心祝愿大午先生和大午集团能渡过此劫！也衷心期待中国能善待自己民族的栋梁之才！
(原载：《中国之路》七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