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后,这场运动还在持续,已经确认的死亡人数达到了748人,所有人均死于警方拘留所。法轮功问题成为了中国的困窘,使全球对中国迅速发展的市场的着迷大大减小,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越来越大的耻辱。这场迫害提醒着人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门大屠杀背后的那些丑陋的怪物仍相当活跃。
四年前,当时的中国主席江泽民把法轮功作为国内最大的威胁列为迫害目标时,没有人可以预料到这个群体会具有如此惊人的生命力和韧性。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异议团体可以坚持四天。1989年一百万人公开聚集的那场民主运动,在一天之内就被镇压下去,直到今天仍然受到排斥。
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表演欲和炫耀欲,人们普遍猜测法轮功的受欢迎程度触及了他的某根神经。1999年4月25日,当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和平汇集在北京市中心要求政府认同时,事情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最初,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态度是温和及安抚的。事实上,法轮功在海外还得到了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推广。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他1998年3月第一次参加法轮功交流会时的经历,他当时就寄宿在纽约中国大使馆辖下的位于皇后区的一家新华社分社里。
之后,在江的突发奇想下,所有的人,包括当时的总理朱镕基,都必须彻底改变态度。江的个人主义和专制使他制造了一场连他的政治局同僚们都无法阻止的仇杀。
这场运动具有以前的政治剧变的特征:媒体攻击、焚书、摆样子审判、基层党委监督、成立一个只向江个人汇报的超政府的机构“610办公室”,尤其是不断制造阴谋和谎言以使中国人民反对法轮功。
在中国经济蓬勃增长和空前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对法轮功的镇压显得格格不入。但是这却是真实的,也是致命的。获得2001年普利兹奖的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安.约翰逊曾记录了山东潍坊一位58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子秀的死亡。她在被当地“610办公室”关押的3天之内带着伤残和青肿死去。
2001年10月,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宣布在一封海外法轮功学员发出的信件中发现炭疽病毒。几天后,孙以“技术错误”为由收回了这项离奇的指控,之后他很快被送到阿富汗。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法轮功学员在公共场合的和平抗议活动减少。但是,他们使用了更安全、更有效的方式让广大中国人民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是多次尝试接入电视信号插播真相,以及大面积发放信息传单和光碟。同时,海外法轮功学员几次在天安门的公开请愿也使该群体的公众形像永存于人们心中。
对法轮功的迫害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政治损失,却没有带来任何利益。在中国企图铲除法轮功的四年运动中,该群体因其信仰者的非凡牺牲和承受而坚持住了立场。而在同样的四年里,我们看到了江的下台;我们看到了萨斯瘟疫的警告,由此要求中国领导层承担更大责任并增加透明度;我们看到了从香港7月1日50万市民上街游行显示出来的渴望自由的势不可挡的力量。
现在是中国领导层向法轮功妥协的时候了。该运动所要求的仅仅是不被干扰而已。江现在已经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中渐渐消失,推翻他的定论无需什么代价。新领导层只需停止它不该做的事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