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是董先生自己错误选择所致，与中共专制关系不大；董也绝非专制的被动牺牲品。恰恰相反，生活在专制外围的董先生，在有条件“合法”尊重民意的情形下，非要“霸王硬上弓”，试图将自由的香港挂上那辆窒灵、弑命的专制列车，结果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带来耻辱。
董建华没有理解专制政治的运作模式。中共专制的运作模式是什么？概括地讲是模糊：某个领导人给一个“模糊的说法”，执行的人(部门)自己去“揣摩”。中共虽有党员数千万，中委数百，但在具体问题上，要找“中共”究竟在哪里可不那么容易。董显然把中共某些人物如江泽民或钱其琛“要立法或尽快立法”的说法当成“圣旨”了。董应该知道的是，即便在京城内，也没有人再把江的意见当成“圣旨”。以牺牲民众的利益来揣摩、迎合某个“影子人物”的狭隘见解，是缺乏良知的政治解读。这样的个人判断与选择正是专制之所以成为专制制度的原因，也是其香火延续之动力。而田北俊的“揣摩”却是明智的，并利用政治程序协助港人挫败董匆忙立法的企图。我对田的做法表示敬意。
中共专制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权益应付”。权益决策必然导致“一国两制”这样自相矛盾的说法，无法产生相对恒定的政策(坚持党的领导是唯一例外)。“一国两制”根本经不起推敲。宪法一方面称“制度”是立国之本，而“一国两制”显然表明“国”与“制度”无关。“一国两制”和其延伸出来的“港人治港”虽然帮助中共体面回收并隔离香港，但也限制中共某些人在香港事物上采取它习惯的简单粗暴做法。
董建华和港府完全有现实条件利用中共的“权益”政策，从政治上保护香港不被破朽的专制列车拖垮。因为中共目前还顾不上公然违背“一国两制”，从“程序上”由人大立法来为“23”设定立法期限和内容。能够听到的就是党内个别有特别顾虑的人(如江对“法轮功”的莫名担忧)私下暗示鼓动，但这不是中共的政策。遗憾的是，或出于恐惧，或出于其它个人利益考量，董主动把自己套上专制的绳索，弃香港的民意、前途于不顾，短视推动“23”立法，实乃做人之失败。董今天之内外交困完全是其个人错误选择导致的，与江泽民如何偏执无关，与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专制也无关。如果我们依然相信董的基本操守，那么董这样做只能用“胡涂”来解释了。
说董胡涂并非没有根据。钱其琛去年在美波士顿接受采访时说，若心中无鬼，为何怕“23”立法？董自己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复钱的说法：对不想推翻政府的人，“23”条有什么可怕呢？钱的强词夺理不值一驳。这是典型的“北京腔”，离开中宣部大楼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它一文不值。因为一心为民服务的政府有什么理由担心民众要推翻它？但面对受自由熏陶的香港民众，在自由社会长大并受教育的董，如此鹦鹉学舌，令人脸红。董在英国受教育，在美国工作过十年；他还曾在美多个机构和大学兼职，包括美国华盛顿国际策略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等，对自由社会的民情和游戏规则应十分熟悉。但令人瞠目的是，他不仅指责港人反对“23”立法是受“误导”，在美国会以426比1通过议案谴责港府就“23”匆忙立法后，董又说美国会议员也受到“误导”。董是在提醒有独立判断的香港民众和美议员“揪背后黑手”吗？还是在董看来天下人都是傻子？董从“人民日报”社论里找词汇，面对自由社会这样讲，不是胡涂吗？
董先生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层出不穷。我们也无法预知这类人的“个人”选择，我们甚至也毋须花费心思去揣度其动机。因为，心智胡涂也好，利益驱动也罢，并非关键。关键是我们自己作为“个体”决不能再给这种人机会将其个人的“权益选择”变成公众的长期灾难。在大陆这还需要时间去实现，但今天的香港完全有机会阻止个人的“恶”变成大众的“灾”。港人“七。一”50万人走上街头表达意志及后继的和平抗议，已经表明港人不准备让董建华走得太远。 我愿意提醒港人的是，中共在对待香港民众反对“23”立法这样的事件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既定政策”。香港各阶层采取和平、理性的手段创造并依借政治程序来搁置或全面修改“23”立法不仅是实现目标之必须，也是教育中共相关官员理性行事的有效途径。保护自身利益是本份，教育港府是责任。
相比董特首，田北俊先生开了好头。指摘他政治上“不成熟”的人是中国数千年“极为成熟”的宦官传统的传人，浑身散发腐朽霉气，应该为自己的僵硬奴骨感到惭愧；指摘他“未会意”的人看似精明，实是被政治恐惧吓破胆的人，身不由己捡拾红墙根下的残砖碎瓦为护身符。田先生面对民意主动“政治”上选择不去“会意”个别人的“恶意”，反而让这些批评者显得既缺智能又乏良知。
董建华僵化“会意”给自己带来麻烦，给港人的自由带来威胁，也在焦头烂额的中共内部产生不快。面对数百万港人的期待，出生上海的董特首，一门心思和江泽民攀老乡，与专制攀亲戚，虽让人难堪，但也回头是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