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佛首上的刀痕
2003年7月5日，16件上自北魏下至宋代的佛雕艺术品，从美国归来，重现于北京饭店的千米艺术长廊。
更为不可多得的是，两件佛首在经过百年流离，辗转多个国家多个收藏者之后，终于可以与尚存于国内的佛身相聚。
当人们用电子技术将这个佛首复原到断头折臂的佛身上时，发现那道砍痕从佛的颈部斜向佛的前胸，100年后，这条深深的伤痕终于可以弥合在一起，大佛身首也有望相聚了。
经中国美术学院美术系教授汤池查考核对，它们就是龙门石窟北魏时期雕琢的古阳洞“高树造像龛”主佛的佛首，和唐代龙门火顶洞一尊左胁侍菩萨的头像。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云岗石窟被毁佛像达1400多尊，龙门石窟有800处盗迹，天龙山石窟二十一窟不见一具完整的佛像。
就这样，这些绝代艺术品就在当地保甲长和土匪的刀斧之下变成碎块，运往北京，又在北京拼接后运往美国。现在佛首颈上利器砍砸的伤痕依然，当年抢劫情景一下子就历历在目。
16件佛雕，主要是来自龙门、云冈、天龙山石窟被盗、倒卖出国的佛首、菩萨头像、浮雕飞天、护法石狮等。它们是中国古代佛教最盛时期的见证，同时也是中国雕塑艺术创造性最为强盛时期的见证。
在从事佛教考古研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金申的眼里，这16件作品具有“北魏之丽脱俊秀、东魏之单纯简洁、北齐之朴拙、隋之求实、唐之丰满富丽、宋之写真传神”。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们再也不会流落海外了。”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此次文物回归的操办者鞠肖男说。
民族几多劫难，文物几多流失
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至今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自1947年就从事博物馆工作、今年已经81岁的史树青，还担任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说起此事老人叹息不已，他说，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真是太多了。它们就像是一粒粒的珍珠散落于世界各地。
史树青说，中国文物自1840年以来有几次大的劫难：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文物流失的序幕，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对园内四五十处殿堂文物进行了空前洗劫，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被掠到海外。
接着是八国联军在北京纵兵三日，紫禁城、中海、南海、北海、颐和园全部被劫。自这次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不止”。
除了宫廷文物之外，就是对中国边疆文物的盗夺。一生多次前往新疆、敦煌考察的史先生对此也耿耿不能释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英、德、法、日、瑞典、美国等国的“考古学家”、“汉学家”等，曾几十次以考察探险为名到中国西部地区，掠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斯坦因、斯文·赫定和伯希和。斯坦因在敦煌以少量银子“买”走9000卷文书和500多幅绘画，都是稀世珍品。
然后是抗战时期，国家战事不断，无暇顾及，国内军阀、奸商勾结外国商人大肆盗卖，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
解放以后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文物出口政策，文物外流情况得到扼制。但自1980年代后的文物走私又使文物大量外流。
究竟有多少文物在这20年中流失，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史树青说，学者们只能从遍及全国的盗墓和零星的缉私数字里猜测到其规模。
在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不法分子盗墓严重。青海在几个月时间里被毁古墓1000余座，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珍品被哄抢一空。据有关媒体报道，近年来发生盗挖古墓案件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海关的资料是：2000年全国海关查出文物走私案件240多起，收缴国家限制出口文物8000余件。而这仅仅是海关对5%的出境货物抽查中发现的。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说，他只知道很多文物走私到香港，自1980年代以来的文物走私成就了香港文物市场。现在在香港，中国的彩陶罐已经不值什么钱了，原因就是走私过去的太多了。
追讨国宝的民间力量
文物界有个最让人伤心的说法，就是：安阳殷墟虽在，但要看甲骨文却要去日本；敦煌依然，但敦煌学却在国外。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说，文物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一但离开产生它的文化母体，其价值就大失。美国大都会艺术馆收藏的从北京仓智寺拆去的明代木构藻井，尽管保护得不错，但又有什么意义呢？藻井是要和整个建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它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为了使流失海外文物回到祖国，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查清究竟是什么文物流落到了什么地方。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林树中自1985年秋开始去海外追索国宝，其中的甘苦他体会得最深。
林树中应邀去美国讲学，看到遍体鳞伤的浮雕时，内心受到强烈的冲击：“我下决心寻找和记录流失海外的国宝实况。我想即使不能收回，也要把它们记录在案，给后世一个警示和备忘。”
近20年来，林树中用于考察的资金超过10万美元，这几乎是他全部的积蓄。《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就是这种追寻的结晶，其中汇集了羁留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2000多件。
故宫博物院等机构近年来也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是对某类文物的梳理，不足以搞清整体的情况，即便是一类文物，也往往因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做到完整全面。
史树青说查清解放前遗失海外文物的工作一直没有大规模地做，现在所做的工作离摸清整体状况还相差得很远。
这是一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其复杂和艰难程度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正在启动一个信息中心，将流失的文物一一登记，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流失文物的资料整理工作。
近几年来出现了一股难得的文物回国现象。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主任张永年说，一种来自民间的力量已经在海外文物回归中发挥著作用。
中国文物协会常务理事鞠肖男用“千载难逢”来形容近几年来出现的海外文物回归中华的形势。他说这有三个原因，一个是中国20年来的繁荣，国民实力增加；二是世界经济下滑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三是国内国外爱国力量合作，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这种机遇一百年不曾有，将来也不会多”。
16件佛雕的回归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鞠肖男告诉记者，16件文物的拥有者是美籍华人陈哲敬先生，他从1960年代开始收藏流散于美国的中国古代雕塑。40多年来投入了一生的积蓄，直到现在还住在40平方米的小屋里。
现年70多岁的陈先生，虽然一生拮据但所藏颇丰，其所愿就是希望这些文物能够回到中国。鞠肖男拿出一份他和陈先生的协议说，陈先生在里面明确表示，一是希望文物能够留下来，二是视收藏者(比如龙门石窟)可以给出最低的价格。
而和陈先生取得联系并最终促成此事的北京九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体会到民间身份的便利。
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主任张永年说，流失在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十倍于现存于各博物馆的文物，一方面要靠国家出资回收，另一方面民间的参与也十分重要。去年5月基金会和保利集团接触，大家商量合作，发起了建立抢救流失海外文物的专项基金。
2002年，首届中国文化艺术品联合拍卖活动上，全国百余家拍卖行推出艺术精品及珍品达3.2万件。这里面从海外回流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占到了40%。
“我们需要扶持措施”
近10年来，中国文物回流有了实质性的动作，让大家感到振奋的标志性成果是著名的山西晋侯编钟的回归。晋侯墓地出土的16件编钟，14件流到海外。编钟上的文字史料价值是空前的，它对中国夏商周历史断代意义极大。
特别要提及的是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王庆正馆长，他们有计划的从海外抢救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每年买回青铜器数以百计。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保利艺术博物馆馆长蒋迎春告诉记者，在振奋的同时也感到运作的困难，而困难主要是国家政策法规规定的模糊引起的。他认为，国家应该尽快出台一些有利于文物回归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
在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都是公益事业，西方许多国家都采取对捐赠博物馆给予大幅度税收减免等措施，来确保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因此，美国1万多家博物馆中，绝大多数都是企业或者基金会兴办的博物馆。
然而，中国目前有关企业兴办博物馆等公益事业的优惠措施却很少，仅是门票免税，对于包括保利在内的企业和私人博物馆来说，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而博物馆开展纪念品销售等项业务，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增值税等项目无一减免。
蒋迎春说以保利为例，因为兴建博物馆保利集团已经投入巨额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后，每年需要一笔巨大的运营费用。博物馆要发展，更需要有后续的资金支持。然而作为一家企业，每年以大笔资金供养一家只赔不赚的博物馆，这种状况是难以维持下去的。
文物法规定出土文物归国家所有，无论谁以什么方式得到出土文物都要上交给当地博物馆，国家会给予奖励，但是这个奖励和市价差距太大，有些人挖出了东西，就走到走私行列里来了。
从理论上讲，目前国内得到文物只有三个渠道，国有的文物商店、拍卖行和赠与，但是在各地，甚至小的县城都有古玩和旧货市场，文物的交换买卖是存在的。按规定是应该全面取缔，但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就应该去管理规范它。
流失文物回归之难
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总干事王维明对记者说：“目前，中国一些组织和人士正通过民间力量追索大批流失的文物，但这种追索十分困难。”“近年来，要求归还、偿还历史性民族文物的呼声，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已根据联合国公约成功地索回了部分流失文物。如1977年，扎伊尔向比利时索回了数千件文物；1980年，法国将《巴比伦法典》和《汉谟拉比法典》的残片还给了伊拉克；1988年，中国文物部门发现纽约索斯比拍卖行公开拍卖的战国青铜敦是湖北屈原纪念馆当年6月所失，遂以完备证明资料向美国索回。但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回归路途依然遥远。
“首先，中国流失文物目前的占有者会给文物回归人为地设置很多障碍，收藏有各国流失文物的欧美博物馆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把文物归还中国。比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埃尔金大理石浮雕是古代希腊帕台农神庙的部分雕刻与建筑残件，19世纪时被英国贵族埃尔金伯爵运到英国。希腊方面进行了长达100多年的追讨，大英博物馆的态度一直都非常强硬，不但排除归还浮雕的可能性，而且还拒绝回复归还委员会的书信。不久前，该馆虽终于同意就归还问题进行谈判，可前提却是希腊同意以新发现的文物作为交换。
“追回文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哪些文物可以追回就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判断文物非法和合法的依据在哪里？要弄清每一件流失文物的来龙去脉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有哪些法律是他国承认的，可行的，有效的，这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我们现在追寻文物的主要法理依据，一是《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1970年和1995年的。1970年确立了返还的原则；1995年，细化了返还原则，具体规定了返还的程序和渠道。这两个国际公约直接涉及到文物归还的问题。但有一个问题存在，返还文物至公约生效以后实行，不溯及以往。也就是说，以前的文物流失根本没有可依据的国际公约。但返还公约里也有重要的几点，并没有肯定以前的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性，并且也说明可以援引其他措施要求归还文物，所以还是有法理依据的。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民间组织索要文物成功的。”
追寻文物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依靠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各国追回被盗文物。我国有一些文物是通过这个渠道要回来的。比如1995年3月，英国警方截获两批中国走私文物，总数达3494件。根据有关国际公约，中国政府对这批文物享有所有权。经过两年艰苦的法律和外交斗争，1998年1月24日双方达成协议，承认全部文物的中国所有权，并归还中国。但目前为止，这是惟一成功的范例。
李晓东说：“中国追索文物的困难，一是法律上的，有些国家不参加返还公约；二是文物档案方面，这个文物是什么时候出去的，流传经过，我们的资料太少；三是归还方设置的障碍阻拦；四是当前的文物走私，非法买卖活动的猖獗。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困境。”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说，他一生去过世界很多博物馆，每次都被中国流失海外文物之精之多所震撼，也为那些文物的命运而感叹。
在法国枫丹白露博物馆里，他看到的是大量从故宫、圆明园里流出的文物，其中很多是他一生研究而不得一见的东西。在那里他看到有一张特别大的清宫旧藏中国画，挂的时候因为太大了挂不下，就从天棚上折下来。史树青说他看到这幅珍品的待遇，非常伤心－－这么好的画怎么能折呢？
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他看到在中国都已找不出的精美的青铜器和石刻，但它们却被放在一个黑乎乎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