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想知道被农民称为“减负代表”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领着农民和乡村干部抗争？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村民为何冒着风险营救他们？乡村干部是怎样平息冲突的？被打击后“减负代表”还会继续抗争吗……
在衡阳的一天傍晚，3个农民找到于建嵘的住处。他们都是当地农民说的“减负代表”。
从这时起，于建嵘开始了对农民“减负代表”为期3年的跟踪调查。“在获取大量故事的同时，我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正是这些考察和研究，改变了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看法。”
“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来见于建嵘的3个农民中，有一个人叫彭荣俊。
回忆初次见面的印象，于建嵘描述：彭荣俊是个健壮的中年男人，中等个子，着装和我们在城里街头常见的农民工无异，但无论是走路还是闲坐，他的腰总是直直的，讲话也很干脆。他烟瘾很大，可知道我不喜欢烟味后，在同我谈话时，从来没吸过烟。他说自己为人正直、敢作敢为和有克制力，这些都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彭荣俊高中文化，1979年参军，1982年转业回乡务农。
问起他们上访的原因，彭荣俊说主要是看到农民负担过重和国家有关政策差距太大。“作为一个公民，应该为贫苦农民和党的政策说几句公道话”。
他做糖生意，要收本地芝麻，有次赶集，一个老头卖芝麻给他时，别人告诉他这个老头是“人民的大好人”，说他为农民减轻负担。彭荣俊就是从这个老人手里得到了中央和省有关农民收费项目和标准的文件。
晚上，他和爱人都看了文件。两人议论说，干部按县里规定收的钱和中央、省里的文件大不相同，“再加上我们农民的生猪税都要按人头来摊，最高每人要摊17块生猪税，把人当猪来摊钱。她很气愤，对我说，你是个退伍军人，是个男人的话，就要领农民同这些腐败分子斗。”
在一次村民小组会上，他读了中央和省有关文件。村民听了很生气，大伙说，你彭荣俊如果能向上级反映，把不合理负担降下来，我们出钱请你上访。“这事很快传开了，有不少老百姓找我，也有老党员、老干部，根据群众的要求，我找来了13个有社会经验、名声比较好、历史清白又愿意替农民说话的村民，当减负代表，基本上是每个村一个代表。
“我们先写了一份《关于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然后，挨门挨户让村民在报告上签名盖章，大家还出了340块钱作为上访费用。”
听说有人要上访，乡村干部找彭荣俊谈话。“那个乡干部和我是一个大家族的，辈份比我大四辈，他说，我以族里最大班辈的名义，以我现在的身份，要镇压你上访！我说，我彭荣俊一不违纪二不违法，我就要上访给你看看。我劝你凭良心干点实事，不要昧着良心坑害老百姓。他回答说，你是个聪明人，上面政策讲的是一套，下边根本做不到；现在市场上肉都要五块钱一斤，我们现在一百多块一个月，吃什么都没有……”“那次我们去了长沙，到了湖南省减负办、信访办、劳动厅、财政厅、省监察厅，有人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搞了4颗红印回家，但到了底下就不一样了。”上访回来后他们决定向村民宣传。
“赶集的时候，我们在市场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里的文件，管区干部把电停了。我们又租了台发电机，群众也出面保护我们。镇干部找我说，这样干违法，没有经过审批。我说，我宣传党的政策违了什么法？你讲法为什么乱收费。最后他们答应和谈，我们也暂不上街宣传。
“和谈那天，我定的地点在水管站，干部定在原乡政府，我们不愿意去。干部说县委也来人，我们就去了。实际上县里根本没来人。“干部将我们每人一间房分开谈，他们打了我们的代表，有人就说干部打人了。我爱人听见后，以为是我挨打了，就喊了两声，那些镇里请来的人把她打得鲜血直流，昏在地上。我出来劝，他们又把我打到沟里不能动弹。”
彭荣俊还说，后来县里把上访的人抓了20多个，捆起来挂牌示众，开万人批斗会，最后全被农民抢走了。农民没打到多少人，当场打到一个黑社会的人。农民也不怕冷，追到河边打，把他打到河里去了。那次抓了屈刚，他69岁了，被捆绑在台上，手都搞断了。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还有的减负代表被判了刑，现在还关着……
他们一再邀请于建嵘到他们村里走一走，向更多的村民做调查，并帮助解救被判刑的农民。于建嵘表示自己只是一个研究者，不能出面，也无能力帮助他们解救同伴。
“当他们的脚步声在黑夜中消失时，我的心若有所失，总感觉欠了这些满怀希望而来的农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党内依法，群众就会依法”
2003年春节前后，于建嵘再次进入衡阳县，与他同行的还有社科院的陆雷博士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部分研究生。他们调查了两个多月，访问了更多的农民“减负代表”。
于建嵘说：“我原以为，他们被抓、被打、被判刑了，不会再搞减负上访了，事情应该平息了。结果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坚持抗争，而且形成了全县性的网络组织，这究竟为什么？”
谈起上访经历，“减负代表”凌学文讲：一开始上访，都是先到乡里和县里，回来以后受到打击，然后到了市里；再次受到打击后，又到了省里，最后上到中央的。“我到衡阳市，感到没有办法，就跑长沙；长沙跑了30多次，上面也没有解决，于是跑到北京。凡是上访的人，家里人基本都受过打。但越打越是要去上访，因为政策不是我的，是党中央的，我是为了维护党的政策，我受了委屈当然不服。”
凌学文是在市政府院里砌墙时，有个市领导给了他中央有关文件看。有一次在家赶上干部来收税，他与干部起了冲突。“我说生猪税，绝对不能按人头平摊，要收就拿文件给我看，不给看就别收。我很气愤，干部竟然在下面这样骗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上访了。
“我跟家里打了招呼，我去上访，家里有风吹草动就把锣拿出来，如果在紧急关头，有十多二十个人到家里来打东西，就把锣用力敲，加急敲；如果是一般的事，锣就打缓一点。我也跟邻居打了招呼，他们说，你为农民说话，如果这些人来报复的话，我们一定赶到。
“那次，政府派了12个人来家里打人时，是我小侄儿敲的锣。听到锣声，村里人都赶来，把政府的人围起来了。他们怕群众打就逃走了，吉普车也不要了。”
在“减负代表”邓仔生家，于建嵘诧异地发现，这个强壮而有头脑的农民，一家人住的却是半边倒塌、破烂不堪的房子，屋里什么都没有。“实际上，邓仔生和他的妻子都是非常能干和勤快的人。他的邻里给我提供了许多证据。他的家之所以如此败落，按邓仔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上访败家’。”
邓仔生上访的路线也是先去乡里、县里，再到市里、省里。他讲：“如果当时乡政府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不动了；但乡政府不解决，我们就一路上访，上访的钱全部是自己掏。今年又走了好几次，去市里的次数比县里的多，县里去了也没用。到省里去了十多次，到北京去了一次。上访的费用一共花了七八千块钱，都是车费和复印费。钱都是借贷款，现在还欠信用社一千多块钱。”
他上访的起因是要求村务公开，村干部不肯。“他一掌打在桌子上说，看你有多狠，让你去告，你去上访去吧！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你个小小村干部就逼农民去上访！”
他和另一个农民到了县里，找县长。“我把村里账务没公开向他交个底，他问我有哪些，我说：第一，村干部打牌打扑克做不做账，打牌吃东西做不做账？他说不能做。第二，村干部走亲戚送礼做不做账？他说那不合理。第三，在村干部手中，一张发票就是一千多两千，吃脚鱼吃狗肉，招待哪个贵客？这合不合理……”人还没回村，和他同来上访的另一个农民家就出事了。
“他老婆被人从楼上推到了地上，打得神志不清。群众说，为了上访被打成这个样子，我们必须到医院去看。当天去县里，起码有80多人，第二天又去了300多。群众听说省里有人来，就堵车，堵车了干部就会有人露面，这是群众的想法。结果堵住了桥，加上还有本地人，听说这事，都愤愤不平。”
“11月‘严打’开始了，要抓我，说哪个捉到邓仔生就奖励500块钱！还吓唬老百姓，凡是去县里看人的都要罚款，都要捉住关起来，强迫参加学习班，去学习的就被关被打，还要交100块伙食费。农民没去，政府就出动车子到人家里去捉，大家怕被抓就躲到山里去睡，山里睡了好多人，老人们说，这跟当年‘躲日本’时一模一样。“我没躲在山里，而是躲在了市纪委。我每天都坐在那里，他们有事我就回避，没事了我就向他们讲下边的事，吃饭是我自己吃。看我没在家，他们就抄家，把我家里的东西全都打掉。我堂哥家也被抄了，说他支持我上访；另外还有个堂弟，被打得九死一生，口里流血……”
眼看快过年了，纪委的人劝他回家。人还没到家就被抓了，邓仔生偷跑出来，又回到市纪委。“那时刚好上班，很多人，我哭起来，我说共产党的真理在何处？到这个时候，有家都不能归！”
“正月二十几，我向朋友和信用社贷款，借钱上北京，一定要告到北京去。后来，他们还是把我关起来学习10天，但你越关我，我越要反对你；中央有法律，下面就要依法办事，党内依法，群众就会依法。”
有乡干部问他：你上访花钱花精力的，值不值得？邓仔生说值。“我说，小时候赶上‘文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