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师黄杏初从没想过自己有天会成为一位“世界级名人”。
黄杏初是河源市紫金县柏埔镇东方村人，今年36岁。身体一直很健康，甚至连小感冒都很少有。在深圳打工数十年的他，从饭店跑堂做起，凭着努力和天分，自学成材，成了一家酒店的厨师长，深受老板器重。这位家中顶梁柱还用打工攒下的钱为老家盖起了一幢三层的小楼房
2002年12月5日左右，黄杏初开始觉得不舒服，发热、畏寒、全身无力，随后他又出现了发烧症状，去深圳一家医院打了吊针，仍未见好转。这一拖就是四五天。黄杏初打电话告诉了柏埔镇老家。农村里讲究辟邪，认为黄或许撞邪了，就让他回老家来。然而回老家休息大约一个星期后，黄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发烧不止。
2002年12月15日，黄转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病情加重，出现呼吸困难。黄的二妹夫黄小飞此时已辞了在广州的临时工，专门照顾小舅子。12月17日下午，在黄小飞坚持下，医院同意让黄杏初转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此时，黄杏初已经神智不清，第二天就上了呼吸机。
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博士是黄杏初的主治医生。黄医生说，他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这么年轻的人，身体又这么好，怎么会有如此严重的肺炎？令黄医生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由于给病人上呼吸机时，病人非常痛苦，医院出动了好几位医务人员才按住他，尽管如此，这个身体强壮的汉子还是一脚踹断了病床边的护栏。
2002年底，黄杏初病情好转，结束靠呼吸机维持的日子。2003年1月10日，黄康复出院。此时，河源医院当初护送黄来广州的叶医生被感染，也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黄临走时去看望了他，安慰他不用怕。
当初黄杏初拔管时，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医生，我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出生了一样……”然而他没意识到，他被非典流放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会不会是我害了那么多人？”
2003年2月6日，康复后的黄杏初回到深圳的酒楼上班。2月7日左右，关于非典的传闻铺天盖地般流传开来。“首例病人是河源的，传染给了河源医院好多医务人员……”黄内心开始产生了一个问号，个问号随着非典疫情的扩散，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我得的是不是就是非典呢？我是不是第一个？会不会是我害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传染给家人和朋友呢？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医生也没有被我传染，我现在是不是还有传染性呢……这些问号一直在心中折磨着他。
自从有这种怀疑之后，黄杏初担心得病经历被人知道会影响酒楼生意，就跟老板主动请辞，但爱才的老板不让他走。2月20日，黄杏初所在酒楼由于属违章建筑被拆除。酒楼老板另择地装修，重新开张。此时非典疫情已愈演愈烈，黄杏初没去新酒楼上班，只跟老板保持电话联系，碰到厨艺方面的请教，都是通过电话讲解
从广州军区总医院出院后，黄杏初多次回去复诊，也一直在打听医院有没有人被他传染。2003年2月24日，黄杏初来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复诊时，从黄文杰医生口中得知，自己可能是第一例报告的非典病例。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患上了跟他一样的肺炎。4月25日，第二次复诊，心肺未见异常。5月22日，黄杏初再次来到医院复诊。医生说他身体健康，肺部阴影已经完全消失了。
从知道自己“可能”曾经患上了非典开始，黄杏初没有一天安宁过。不仅仅是媒体对他的追逐令他感到恐惧和惊慌，他的内心也一直受到问号的折磨。因为不胜其烦，黄杏初甚至曾希望主治医生开张自己没有得非典的证明。“因为外界说非典传染性很厉害，打个照面就能传染，可是我的同事、朋友和亲人都没有生病。
从后来的采访中，我们大致勾勒出黄杏初这些日子的生活。非典疫情爆发后，黄杏初为了躲避媒体的追踪，回到了河源柏埔镇老家，一直躲在家中楼上。前后几批记者赶到东方村想采访，他一清二楚，就是不愿意出来。事实上，最初黄杏初不认为自己得了非典。他更担心这件事让更多人知道后，以后生活无以为继。为了治好病，家里总共花了十多万，其中向亲戚朋友借了七八万。
不过，黄杏初没想到的是，命运已经紧紧将他与非典这个名词相连，躲避根本不是个办法。5月12日，深圳一家媒体在没采访到黄杏初本人说法的情况下，刊登了有关黄杏初的报道，称其欠下医院数万元医药费后“神秘失踪”。并刊登了黄杏初曾经工作过的深圳酒楼照片(事实上此酒楼新开张，已非黄原来工作过的酒楼)当天，原本非常兴旺的酒楼生意一落千丈，只来了六名食客。
这件事由黄杏初在深圳的朋友电话通知了他。黄遭受了很大打击。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是他连累了酒楼，连累了曾经仗义相助的老板。黄杏初告诉记者，老板人很好，很义气，对他很不错。在他生病期间，老板给了他3万元医药费，之后并没有“嫌弃”他曾经得过非典，仍旧让他回酒楼当厨师，他要辞工，老板还尽量挽留。黄杏初心头充满了对朋友的内疚。
这件事后，黄杏初更低调了。他先后换了五六个手机号码，连最熟悉他的人也联系不上他。他专门买了一顶帽子，出门时把帽檐压得低低的，生怕人家认出。大部分时间他就躲在自家楼上，偶尔到镇上走走。黄小飞曾狠狠地骂过这个小舅子：你又没有做坏事，干吗要把自己弄成这样子？
曾经先后有几路新闻媒体的记者探访过黄家，给这户普通农家带来了沉重压力。焦虑的黄母对来访记者提的问题一概拒答，甚至大骂，差点拿扫帚赶走来客。
而躲在阁楼上惶惶度日的黄杏初，心中始终盘旋这串问题：外界是否会把他当成“传染源”？如果是，对别人来说就是罪孽？自己今后的生活，究竟要怎样过？因为苦闷，黄杏初常常打电话向黄文杰主任倾诉。他希望这位曾救过自己命的医生能再救他一次。
黄主任后来告诉记者，他能感受到黄杏初的痛苦，也劝过他，让他不要自卑。黄杏初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非典病人在治疗康复以后，就是完全正常的人，应得到公平对待，如果他们连工作都找不到了，做医生的挽救他们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正是在黄文杰的劝说下，黄杏初决定结束逃避的日子，站出来直面媒体。
全世界终于看到了他
5月22日，医院从黄杏初捐献的血清中检出高滴度的保护性抗体，证明他当初得的确实是非典。而广东省防非典专家组的副组长黄文杰博士认为，黄杏初的传染链也只是到河源医院受感染的几名医务人员为止，没有向外扩散。这些信息，多少解开了黄杏初心中郁积已久的疑惑。当天采访中，黄杏初也自称心情比前几个月好多了。
2003年5月22日，在父亲和妹夫的陪同下，一直被媒体传为“神秘失踪”的黄杏初终于露面了。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安排表上，黄杏初早上要接受各项身体检查和捐献血清，下午3点是新闻发布会。出于黄杏初本人意愿，医院只邀请了为数不多的广州媒体
然而当天早上情况就失控了。5家电视媒体寸步不离地跟着黄杏初。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五台摄像机齐刷刷盯着。抽血化验时，摄像机下护士的手都在发抖。到了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赶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将会议室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想知道，全球首例报告的非典病人这些日子去了哪里，他究竟如何得病的，现在在做什么、身体怎样……
那天，从早上8点开始，记者就赶到广州军区总医院采访，一直到下午5点30分左右才离开。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深深感受到黄杏初这些日子来不得不倒的苦水，以及面对传媒和公众，他的无助和惊恐。
黄杏初实在太不起眼了。以至于记者第一次与他擦肩而过时，丝毫没意识到这个人就是全世界都想见的人。5月22日上午8点，记者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办公楼的门口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穿着衬衣，个子不高，微胖。他没有引起我们注意。后来在医院介绍下，才知道他竟然就是黄杏初。黄不太说话，一脸朴实。他的“新闻发言人”是他的二妹夫黄小飞。而其父黄柏勋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大会听，一口客家话。
黄杏初显然不习惯面对如此多摄像镜头。在身体检查过程中，时刻都有五六台摄像机对着他，抽血、照胸片、做心电图等等。不太爱说话的黄杏初稍有些情绪，几次强调他要说的都会在下午的发布会上说。然而记者还是不放过每个采访机会。后来黄杏初甚至“玩起了失踪”。好几次，看到他进了科室里面进行检查，然而半天不见出来，原来是从另一条通道走了。为躲开摄像机，黄杏初还在医院小巷子里来回走，直到甩掉记者为止。
黄小飞告诉记者，如果没有他陪着来，黄杏初还是不敢露面。“他胆子很小，平时就不太说话。”黄小飞又说，他们只是平平常常的农民，都是小人物，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也没做过什么坏事。没想到一场大病后突然有那么多媒体来找，觉得挺难为情的。在医院走廊里，黄小飞甚至躲到了岳丈身后，以避开无所不在的镜头。
或许老实的黄杏初以为这会是个开始，也是个结束，把能说的都说了，媒体就该停止追逐了。但结局却往往出人意料。不管黄杏初愿不愿意，因为非典，他必将被载入史册，注定要成为他并不乐意的“名人”。
还能重操旧业否？
因为患上非典，而且是全球第一例报告病例，黄杏初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一个默默奋斗了数十年成材的厨师，瞬间成了世界“名人”。然而这个“名人”却背负着心理上极大的痛苦。
黄杏初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多岁。在他生病期间，80多岁的爷爷奶奶都来看过他，包括照顾他的妻子和妹夫，没有一人被他传染。农村人很朴实，尽管知道黄杏初得过非典，但并没有人刻意避开他和他的孩子。
但黄杏初的工作是个大问题。原本每月工资一万多元的他，看病花光了家里的钱，还欠下了亲友的债，康复后却找不到工作了。有人认为，黄杏初到了哪里(酒楼)，哪里肯定就不行了。黄杏初说，即使老板叫我回去上班，我也不敢回去。一天只有六名食客的事情给黄杏初留下了心理阴影，无形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处于失业的状态。
黄杏初露面当天，在医院安排下，记者和黄杏初及其家人一起吃了中午饭。吃饭间，黄杏初话仍是不多，不一会就吃完了两大碗饭。大多数有关非典的问话都是由黄小飞作答。但一谈到做菜，黄杏初顿时活跃起来。黄杏初做菜很有天分，他的厨艺是自学成材。有什么好吃的菜，老板都带上黄杏初，他吃上一两遍，就能做得比原来的还好吃。席间，我们都兴致勃勃地听起了黄师傅的现场点评。
黄杏初告诉记者，他是专做客家菜的厨师，很少做野味，但肯定也做过一些，数量很少，大多是野猪之类。在原来的酒楼里工作时他有很多招牌菜，其中最得意的是“三杯鸭”。饭后，经过餐厅厨房时，记者注意到黄杏初放慢了脚步，特意走过去看了看挂在厨柜里的鸭子，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他搓着手说，很久没有做菜了，真想早一点重新拿起勺子。
直到采访结束很多天后，黄杏初看鸭子的神态仍在记者眼前挥之不去。
那只是一个最小的愿望，一个被非典像噩梦一样纠缠的农民，希望回到心爱的岗位上。黄杏初说，希望非典平息后，他能够回到深圳为原来的老板工作，好努力报答他。
后来，黄杏初留给记者一个在深圳的电话号码，告诉记者，只要他去深圳找着工作，就能打通。然而直到记者写稿时，电话仍然处于关机状态。
记者希望，能够早一日吃上黄师傅亲手做的“三杯鸭”。
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