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孙志刚是因为读了大学认死理才被打死的。换言之，是他太年轻了，思想还不成熟造成的。我认为这话还没说到点子上，没有提示到事物的本质，就算你在社会是混几十年，学得圆滑世故，变得所谓成熟，你就能逃脱被人无故打死的命运吗？
我是一名工程师，今年30多岁，供职于一家工程勘察设计院。全院有六百来名职工，其中知识分子占一大半。单位经常提倡的是：无私奉献，按劳分配。然而事实却是另一码事。
记得93年年底，单位重奖院长和书记，每人奖2 万元。当时职工的年终奖在一千元以下，广大职工对此意见纷纷。可意见归意见，以后院八大领导的兑现奖逐年上升，96年就高达10万元以上了。当然奖励院领导是通过合法的途径，由工会召开职工代表会议通过的。工会实际上是领导手下的一个办事机构，奖励领导当然是多多益善啦。院领导一年工资加平时奖金约8 万元，再加上年终的兑现奖，则每人的合法收入在18至20万元之间（其个人所得税由单位代交）。本院下属的公司、所和项目部共有15至20个，逢年过节都要向领导送礼请安。仅春节一次，我所在的项目部要向院八大领导每人送1500元，其它单位送的大体也是这个数目，如此计算，每个领导仅春节间就能收下属二级单位的请安费2 万元以上。此外，兄弟单位、业务往来单位也要给咱们敬爱的领导送红包，具体数目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职工调换工作岗位、升迁也得向领导表示表示。可见，院领导一年的总收入是一个二十万保底，上不封顶的可观数目。领导收入高，却不用花自己一分钱。按规定，院领导到工地检查工作，每天在工地领80元津贴费，交8 元伙食费。由于我们项目部位于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领导们都乐意光临这儿。他们个个是津贴照领，伙食费不交一分一文－－大概是工作忙忘记了吧。临走时项目部还要给他们买大包大包的海产品。距项目部20多米的地方有一家二星级宾馆，可领导来了从不住那里，都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市中心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里。项目经理解释道，这儿条件太差，没有桑拿等服务。听一位即将退休的领导一席话，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原来住市内有两个好处：一是便于和有关单位领导之间的应酬；二是和职工保持一定的距离，让职工觉得在领导面前人格上低几分，没有资格和领导说话。怪不得有时我们向领导反映情况，领导明知百分之百属实也不解决呀。领导口口声声要大家精诚团结，实际上希望下面闹矛盾，以便于他控制矛盾的双方。
有时院领导和甲方的领导一起设宴会，邀请我们这些普通职工参加。席间，这些共产党的厅局级干部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吃喝玩乐与升官发财，以及津津乐道的腐败事件。他们在公开毫不遮掩地宣称：“腐败是好事，能查出来的是极少数。”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单位每次的分房政策往往是根据哪个领导的子女需要房子，要多大的房子来制订的。
按劳分配变成了“按官分配”，中层干部自然跟着沾光。在我院，一般高工相当于工厂的车间工人，待遇不如一个科长。科长、处长平时的各项收入都比高工要高，到了年终他们额外还得一份兑现奖，也叫风险奖，金额在4 万至5 万之间。全院共有60多名中层干部，仅此一项就要发300 万元以上。生产一线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工作出了差错要扣奖金，即承担风险，却没有风险奖；而中层以上干部无风险可担，却享受风险奖，真是莫名其妙的创新、滑稽与荒唐！
按劳分配也成了“按领导意图分配”。项目部的人员抛家离口，平时没有节假日，平均一天工作时间长达10个小时。院机关每周上五天班，且工作不饱满。可到了分奖金时，项目部人员和机关的拿一样的水平。更耐人寻味的是，院领导大会小会上强调奖金要向生产一线倾斜。开始一线人员认为受了欺骗还提抗议，但几年甚至十几年都这么过来了，人们似乎适应了受骗，似乎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只有认了。大家说：“有意见又有什么用呢，这个世道哪还有讲理的地方？”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的在我院算是老一辈知识分子了。他们对现状看不惯，叹息道：“知识分子一当官最会整人，整起同行来比工农兵干部要厉害好几倍！”但他们照常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学会了自我安慰：“咱单位领导还不算太黑，至少还按时给咱发工资奖金，比那倒闭企业还算强的。”多么实在的老黄牛，多么善良的知识分子！
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表面上打牌、玩麻将、上网，并且发牢骚；实际上他们大部分人梦寐以求的是当官，拚命往仕途的狭窄小道上挤。他们打小报告、搞陷害、努力学习“厚黑学”的技术，不择手段地排挤所谓和自己有竞争能力的人。一旦当个小官就目空一切，自命不凡；一时失意则灰心丧气，无精打采。从93年至今，本院先后有30多名84年以后毕业的技术骨干被挤出了单位，他们中大部分是埋头干业务的实在人。
我项目部有一位94年毕业的女同事，从来不爱学习业务，主动请缨，经常用公款搞公关活动，招待监理、业主、质监站人员，来广交自己的朋友。有几次她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对有用的人，她待人家特别亲热，先后认了四个干爹，一个干爷和无数个姐夫。但只要她稍微不高兴就翻脸，就要恶毒攻击她这些亲戚。她和同事关系特别紧张，工作失误给工程造成30多万元损失。由于她和经理的关系好，照样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今年初，她由于往上爬的愿望落空了，就像“范进中举”那样疯疯颠颠地表演了好长时间。
司机、炊事员也都用工作之便假公肥私。一名司机仅修车费、加油费一年就可捞5 万元以上，此事人人皆知，人人都无奈。这还是小事，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有不少司机在领导面前点头哈腰，在知识分子面前耀武扬威，当起了大爷。知识分子在承受方方面面的压力的同时，还要忍受这些人的刁难，真是可悲又可怜呀！
不少人处处效仿领导，什么花销都千方百计地报销。月收入三千以上的人，连办私事的一块钱的公共汽车票、自己吃五毛钱的水果都要让公家掏腰包。我似乎觉得，他们都变成了专门吃钱的怪物，张开血盆大口把钱吞入肚内，但又舍不得排泄出来，进出口严重失调已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头重脚轻。
我是带着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走向工作岗位的。后来我不断调整自己的为人处世态度，学会了说谎与虚伪，察颜观色与拍马屁，可别人还说我老实，跟不上形势。我家庭困难，为多挣点钱工作中拚命干，可我的奖金总是最少。经理有时在酒桌上还当众教训我一番，说我不会混事，再不反思将会下岗。经理高兴时还要教大家一招：现在请领导或客户吃喝玩小姐就如同以前见面握个手一样，十分正常，真要别人办事还非得送钱呀！没办法，从来不送礼的我在春节间买500 元礼品送到经理家。他收下了礼品，但一直没有给我加奖金。这似乎说明，大家都给领导送礼就等于都不送，而只有部分人送时，不送的人就不好混事了。
我们项目部一年的招待费在30万以上，平均每天一千元。我觉得喝酒是受罪，但经理要求人人都要参加，几年下来我已被酒精泡得麻木不仁了。有一次，一位同事请我洗桑拿浴，洗完以后来到休息室，几个妖艳小姐迎上来，他搂着一个到房间里去玩了，吓得我连忙逃出去了。他出来后开导了我一番：“你还不开放，男人哪个不玩小姐？院领导来工地项目部还要给他派小姐！”不久我弄明白了，他们把洗桑那的钱全部开成餐饮发票，有权的在本单位报，没权的就拿到分包单位报了。一个月后，我一人在另外一个地方洗了几次桑那，有个漂亮的小姐主动要给我提供特殊服务，耐心地长时间和我拉家常，我始终没有上勾。她说，你才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其实她不知道，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男人，我精神上的防线已崩溃了，我之所以没有干那事是因为害怕传染上性病。看样，在这样环境的薰陶下，我的灵魂早已堕落了。若我有了权，社会上肯定会又多了一个腐败分子。腐败，人人在恨，却人人又在向往，又在不断制造着新的腐败，这究竟是为什么？
大学毕业十几年，我的远大理想与抱负被现实生活的波涛给冲刷得一干二净。我感到在单位自己就是一个奴仆，只管干活，不敢多说话；在社会上我就象一根草一样自生自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而社会还不承认我成熟了。难道非要我所残余的一点点良知彻底泯灭，我的人格彻底奴化，我的灵魂彻底堕落时才叫成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