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亡羊补牢”
由于中共当局刻意隐瞒、说谎成性，过去几个月，非典型肺炎疫情(以下简称肺疫）在中国大陆迅速蔓延，国际社会也深受其害。肺疫的蔓延引起社会恐慌，严重摧残经济，世界各国纷纷谴责中国政府常局，如此这般之下，中共当局才慌了手脚，马上“亡羊补牢”。从四月中旬开始，胡锦涛、温家宝、吴仪纷纷出动，四处奔走，又是开会，又是视察，又是下指示，又是探望；中共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大声疾呼“形势极为严峻”，“比九八年的特大抗洪斗争还要艰巨”，声称要“打一场人民战争”。中共中央还下达文件，要求各省市把抗肺疫常成“当前的核心工作” “头等大事”，要由 “党政一把手亲自挂帅来抓”，“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与此同时，在国际压力下，中共当局不得不改变过往“捂盖子”的做法，成立专门机构，每日对外公布疫情。
做了几把铺垫功夫后，高潮出现，终于搬出两颗“人头”祭旗，一个是卫生部长张文康，一个是北京市长孟学农。二人均被罢官，撤销党政职务。中共此举引起国内外舆论震动。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中国正在掀起一 场政治风暴”
*对胡温体制的严峻考验
肺疫大规模的迅猛爆发，对刚刚形成的〔胡温体制”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这场考验涉及各个方而，绝不仅仅是对肺疫打一场防治的“人民战争”那么简单。这包括政治、经济、国际形象和关系、党内权力斗争、民心与社会舆论的诉求、中共思想文化和官场作风的除弊兴革、中共官方新闻导向和透明度等等。在肺疫蔓延面前，所有一这些问题都尖锐地挑战“胡温体制”，令其无法回避，而且要交出好的答案。
出现疫情本不是太罕有之事。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无论古今中外、东西南北都发生过多次的疫症。二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面展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进人了世界，世界也进入了中国。这些变化和发展，令到中国人陆的经济交往、生活模式、生态环境越来越复杂，派生出了一些负面东西，其中有疫症和环境污染的出现。这是发展中必然产生的问题。这类问题若正确对待，完全可以解决，更不会酿出大祸。因为现代社会对这些问题有丰富的经验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人民性命成为政治需要牺牲品
然而问题出在中共的政治体制和官场政治文化方面，落后、专蛮、黑暗、不人道、反人性导致了本来不难控制的疫症变成危害天下苍生的大祸，让人民和整个社会以及国际社会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胡锦涛、温家宝这一 代中共领导人无论学历如何之高，无论思想怎样较上几代开明，他们都是在共产党的集权体制下长大的，都是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合在自己的头脑中和行为方式上编织了一张思想文化之网。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在思考问题、说话办事、行为举止上都受这张思想文化之网的规限。一旦疫情发生，就像中共遇到所有她认为“难堪”的问题一样，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政冶脸面、社会控制、国际形象、经济利益，紧接着就是捂盖子，封锁消息，说谎，弄虚作假，至于人民的健康和性命安全则无关紧装，甚至可以理所当然的成为政治需要的牺牲品！
*谎言导致巨大损失
盖子捂不住了，谎言被无情揭穿，本来只是星星之火，现在已成燎原之势，要想控制疫情要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肺疫蔓延对经济造成最直接的沉重打击，仅仅取消一个“五一黄金假期”，因旅游消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数百亿元，若以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失论，恐怕要上万亿元。若肺疫时间拖下去，超过半年甚至更长(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国内外专家均指出，由于政府的错误决策，中国错过了最好的控制疫情蔓延的时机)，中国经济势将出现大倒退。
中共当局的丑陋做法，令到所剩无几的政治信誉在社会民众中进一步破产。肺疫发生初期，封锁消息，谎言吉欺世，民众对此已是疑虑重重，因为真实情况无法掩饰，通过各种渠道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当时社会民众就普遍认为，官方公布的数字有很大的水份。后来，在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下，当局不得不“纠偏”声称“准确”公布疫情，北京从三十几人下子变成了三百多人，然而民众仍然不信这个数字，认为真实情况仍不止此。
在种种谎言和欺骗中，官方媒体再次充当了可悲的角色。他们只能统一口径，对事实真相沉默不语。当中共当局逼于无奈，不能不“号召全民抗炎”时，中共媒体又大吹大擂，对“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歌功颂德、涂脂抹粉。无论是胡说八道、沉默不语还是大吹大擂，中共媒体都不敢直面事实，不敢揭露真相，更不敢提出质询和批评。在几乎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安全面前，中共媒体不但完全不能担负起社会公器的社会责任，而且相反，成为中共草菅人命的可耻工具和帮凶。比起北京 301医院那位敢于担当巨大风险而向外界披露真相的蒋大夫，中共治下的传媒工作者们应该感到惭愧。
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层粉墨登场，对媒体的控制依然很紧，中央宣传部曾发出文件，对十六大之后媒体的宣传方针和所谓政治纪律作出更严格和具体的规定。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肺疫问题被媒体捂得密密实实，谎话连篇。直到问题上了国际头条新闻，媒体才奉命转变报道方针。
*国际形象跌至谷底
中共当局今次处理肺疫问题的手法，对刚刚执政的。胡温体制在处理国际关系、建立国际形象方面造成了巨大的麻烦。“胡温体制”执政正值中国加入WTO不久，参与国际竞争和全面交往准备大展拳脚之际，一场肺疫的荒唐处理方法把中国政府搞得狼狈不堪，天怒人怨。这不仅再次暴露了中共的专制集权本质，而且暴露了中共当局对中国进入国际社会之后应该如何相处依然是惊人地无知，政治陋习如故，思想方法如故，以为用谎言可以掩盖事实，封锁消自心可以消除疫情，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为祸国际社会。西方媒体说，中国政府对肺疫的处理手法，使中国的国际形象跌入自八九年镇压民运以来的最低谷。
*肺疫引发权力斗争
就像许多社会争端闹大之后必然引发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一样，今次肺疫问题也不例外。肺疫问题闹成国际新闻再也无法掩饰之后，中共突然转变做法，考虑与国际合作、公开疫情，为了平民愤，也为了显示 “痛改前非”。自中央因肺疫问题摘了两个“红顶子”后，地方政府也开始追究官员责任。湖南长沙不久前也罢黜了七名“抗炎”不力的官员。
然而另一 方面，人们仍然觉得张文康、盂学农双双被罢官牵扯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事实上古往今来任何“新政”之推行都必然牵扯权力斗争。
大家知道张文康是江泽民的人，早在江泽民主政上海时，在上海医务系统供职的张文康医生就是老江的 “保健顾问”。老江当上皇帝后，张文康扶摇直上，由 “御医”而官拜卫生部长。张文康被“炒”，令老江大失脸面。他要找“陪斩”的。北京市长孟学农是胡锦涛的人。孟本人也毫不避嫌且沾沾自喜。三月刚任市长时就公开吹捧他的团派“老领导”胡锦涛如何如何，令人侧目。老江及其马仔看在眼里会是什么滋味不问可知。从那时起，孟学农的官场处境已是险象环生！这次北京地区被隐瞒之疫情又是如此严重，胡锦涛要一秉大公，绝难保他。
时下外界关注的是，随着肺疫事件的发展和扩大，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因为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就像肺疫一样，是有很强的传染性的。
*江系人马争取表现
在这场抗争肺疫事件中，胡锦涛和温家宝成了政治上的第一线总指挥，真可谓“哪里有疫情，他们就出现在哪里”。胡、温也就成了中共政治宣传和媒体的中心人物，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上得分不少。这对江系人马构成了压力。他们心里很不舒服，也要拼命“出头”，要成为宣传人物。首先是江泽民，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在上海会见印度国防部长，中央电视台却报道江泽民对肺疫如何关心。文不对题，十分滑稽。过了几天，中共媒体又大肆报道江泽民以中央军委主席之名下达命令调派一千二百名军队医务人员到北京抗肺疫。这种拙劣的宣传只能说明，江泽民不甘寂寞，急于表现且要突出其个人的至高权力。
江泽民之后是曾庆红。这位新权贵不久前去中央党校履行其校长公职，这本是寻常公事，没有什么新闻性。但中共媒体却大肆宣传曾庆红如何关心校内的防肺疫工作。生怕人们忘了中南海里还有一个曾庆红。
江系人马最近在防肺疫工作中争取宣传，说明中南海内的确把今次防疫工作当成了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维护中共政权和社会稳定；二是胡温体制与江系人马的权力消长，双方都在争取表现，争取民心，争取权力。从体制上和声势上看，胡、温显然占上风，因为他们处在党政最高位置，名正言顺；而江系人马包括江泽民本人的抛头露面、争取宣传则显得十分牵强，令人反感！不过，胡、温在名位上的强项，也可能成为被人攻击的弱点，因为他们终究要为今次抗疫的成败和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负上最后的政治责任！
转自2003年6月争鸣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