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民意把胡温当作新的救主，境外媒体把胡温奉为开拓新局的人物，人们的耳边不断响起赞美之声： “胡温新政的魅力”、“胡温迅速确立权威”，“以民为先的总书记”、“雷厉风行政府总理”、“胡锦涛出访展示大国外交”、“危机带来政改转机”，“SARS带来中国新闻自由”……“胡温新政”迅速成为中国政治的常用词汇，似乎，胡温主导下的中国新时代正在降临－－尽管实际上并没有“新政”发生。
平心而论，胡温施政确有远比江泽民高明之处，也更能赢得民意和媒体的好感，但二人的表现也无非是姿态上的“鞠躬”、“廉洁”和“亲民”，抗炎上的坚守一线，吏治上的惩治失职高官，信息发布上的垄断式“透明”，外交上的继续韬光养晦外加亲善之举……而这一切，皆是新主初登大宝的必然所为－－建立权威和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并没有突破传统模式和现行策略的作为，更没有实质性地触动现政权及权贵阶层的特殊利益的壮举。即便是最受赞扬的抗炎政绩，也仍然是传统做法：严格的信息垄断、强制的全民动员、为民作主的父母官姿态、替罪羊式的严肃吏治、避重就轻的“检讨失误”和机会主义的翻云覆雨；另一方面，依旧是严厉打压民间要求新闻自由的呼声，并通过严格立法加强信息垄断，冷冻真话英雄蒋彦永，趁机连续重判异见人士，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记者会上继续说谎，并为说谎的张文康进行狡辩。
同时，胡温领导抗炎的一系列新姿态，固然能够起到赢得民心和巩固权力的作用，但并不能构成对江太上皇的实质性挑战，更谈不上自主执政。即便不提新班子中江系人马占有优势，仅就抗炎中江泽民的几次露面而言，江的权力强势仍然非常醒目：十万火急的全民抗炎，作为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胡锦涛，得不到军队医院的准确信息，也无法号令军队奔赴抗炎一线，更听不到军队的效忠表态。恰恰相反，军队系统仍然听命于江泽民一人的调遣，是江泽民签发了1200名军医赴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命令，《解放军报》也多次发表“绝对服从江主席指挥”、“让江主席放心”等言论。尽管两会后的高层排名，已经改为胡一江二，但在潜艇海难事件上，发慰问电和去大连指挥善后，排名却是江一胡二。
不管胡锦涛的内心如何想，但他不得不在接见军队的场合跟在江泽民的身后，也不得不常把“三个代表”挂在嘴边，在全民抗炎的严峻时刻，还要召开“掀起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的政治局会议。他作为新元首的首次出访，仍然谨言慎行，在俄罗斯的演讲中，屡屡提及江泽民对发展中俄关系的巨大贡献，还要特别指出“三个代表”是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新华社在报道胡锦涛与布什、小泉、克雷蒂安的会见时，不仅删掉了外国元首对中国政府处理SARS问题的质疑，也删去或窜改了他们对胡锦涛个人的赞扬。喉舌如此报道，显然是胡本人有所避讳所致，因为这些赞扬或明或暗地贬低了江泽民。
所以，胡温“新政”在舆论界的出现及其热销，绝非现实本身，而是一种在急切求变的社会期待作用下的诱导性舆论。而且，这种期待并非始于抗炎，而是十六大以来力挺胡温倾向的延续，其心理前提有三：
1，独裁社会的主要群体心理之一，就是救世主意识的根深蒂固，使之对“新桃换旧苻”产生过分期待，尽管无数次新桃旧苻的转换仅仅是一种换汤不换药，但被根绝了自主意识的民众，仍然会一厢情愿地对新旧交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2，这样的传统意识作用于当下国人，就具体变现为：对江泽民时代的不满过于强烈，太希望老人全退并真正交权和新人顺利接班并有实权，更希望接班的新人能够尽快摆脱平庸和停滞，带来焕然一新的局面。从十六大到SARS危机，国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挺胡贬江，
3，跛足改革的弊端和社会公正的奇缺，使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现实越来越醒目，僵化的制度瓶颈卡住要求政改的咽喉，民间社会的公共参与饥渴愈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