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来自国际压力*
北京八九学运的领导人王丹表示，六四后14年来，中国的经济自由取得很大进步，人民的社会自由空间也增加了，但是在国内政治和政治改革方面，毫无改变或者进步。王丹认为，中国的人权有些改进，但是这种改进至少有一部份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所以西方应该继续施加压力，让中国改善人权。王丹不认为这种压力会对美中关系不利。王丹还表示，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出现，但是还不成熟。他建议美国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大学，以便加强社会接触。
*感谢美国政治庇护*
北京八九学运的学生领袖刘刚表示，六四之前的几年，中国人的政治自由比现在多。他那时组织了沙龙和政治讨论，甚至有些高级干部参加。有些人想抓他，但结果还是没有抓。假如他现在在中国再组织这种活动，就会被判刑。刘刚说，在今天的中国，独立的政治组织不可能长期存在，政府很快就会逮捕这些组织的领袖，例如中国民主党的领袖在公开之后就被抓起来了。不过刘刚在强调组织的重要性的时候仍然建议，任何想影响中国政治的团体在举行示威前都要侧重组织工作。刘刚感谢美国在敦促中国释放政治犯和提供政治庇护方面所做的努力，他希望美国不忘记现在的政治犯，包括：王炳章、王有才、杨建利、姚福信、肖云良、王维林。他说，还有数以千计的被监禁的法轮功成员。
*中国收容遣送倒退*
北京八九学运的活跃人士童屹是从孙志刚案件和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谈论中国人权的。她认为，在收容遣送制度方面，中国的人权比起1989年来，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今年3月，湖北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街头由于没有临时居住证而被毒打致死。童屹说，由于警察可以利用收容遣送制度来征收罚款，所以有些警察就尽量多拘留人。这种滥用警权的做法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童屹指出，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和劳改制度，即使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来说也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应该全面废除。
*不要为中国青年担心*
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沃登说，她认识的一些中国人现在不谈政治，而热衷于赚钱，那么现在的中国学生是否还关心政治呢？王丹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青年学生都不问政治。新一代的大多数人讲求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对公民社会和民主都是重要的，这是正面的发展趋势。同时，事情取决于政治环境，现在的环境严峻，所以没人敢谈政治。但是年轻人转变兴趣是很容易的。王丹还以他自己为例说，他在1988年去舞蹈学校学习跳霹雳舞，而在1989年，他去了天安门广场。所以，不要为中国青年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