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在广东佛山、河源发生的中国人称之为“非典型性肺炎”(注)的传染病，由于当局刻意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在人们失去警惕的情况下，从广东蔓延到香港和大陆的二十多个省市，又从中国蔓延到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野火成了燎原之势就很难扑灭了，而在出现火苗容易扑灭之际，丧失了时机。国际舆论都在批评中国，以至《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全球隔离中国》。
“非典”传到北京，引起一片恐慌。四月三日，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出来安抚人心，说：从三月十八日北京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人以来，只有三十七例，“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他拍胸脯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他打官腔闹出了笑话：“戴囗罩，不戴囗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如果戴囗罩是安全的，不戴囗罩就不是安全的；如果不戴囗罩是安全的，戴囗罩就不是安全所需要的。部长先生的思维如此混乱！解放军301医院前外科主任蒋彦永医生向美国《时代周刊》揭露了张文康的谎言：光是解放军309医院就有六十多个“非典”病人，而且已有七人死亡。他斥责张文康：作为医生的人格都没有了。
四月八日，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专家抵达北京检查SARS疫情，结果没有发现隐瞒。他们大大的受骗了。据《华盛顿邮报》采访得来的消息，四月八日这一天，解放军309医院把大约四十名“非典”病人转移至一家饭店，到傍晚时才又送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做得更为戏剧化。有三十多名“非典”病人被抬出隔离病房，加上医护人员，挤进数辆救护车，在北京街头转游了一天，以避开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耳目。
四月十八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要处罚瞒报疫情的官员。事实上也确实瞒不住了，四月二十日才开始说一点真话。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说，北京“非典”病人有三百四十六例。不是早就“得到有效控制”了吗？控制了十多天，却增加了将近十倍。他解释道：不是感染的人数一下子大幅增长，而是先前的“通报系统有问题”。就是说，本来不止三十七例，而是“通报系统”打了埋伏。原来，“得到有效控制”的不是疫情，而是有关疫情的“通报系统”。既然如此，谁能保证现在的“通报系统”没有打埋伏？受了欺骗的人们不能不将信将疑。高强宣布，“不得隐瞒疫情”。好像是对别人说的。隐瞒疫情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反对隐瞒疫情的人了。
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销了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党内职务；未几，人大常委会撤销了张文康的部长职务，孟学农则辞去市长职务。
孟学农代人受过
张文康本是江泽民的御医，靠巴结江泽民发迹；江泽民把他从一个医生培养成共产党官僚。当众撒谎，蒙骗世人；贻误战机，人所共愤；撤职查办，理所应当。但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何以陪绑？今年一月，他当选为北京市市长时，被公众认为是“最佳人选”。他回答《北京晚报》记者的问题：“您认为北京市民最需要、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排列的次序是医疗问题、卫生服务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养老问题等等。恰恰就在被他预见到的优先问题上触礁了。旁观者可以发问：他早已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下一步是作为市长究竟有多大的自行决断、独立行动解决问题的可能？
孟学农在四月十二日会见北京国际公路接力赛部分参赛代表时早已透露：“三月一日，北京就发现‘非典’病例。”不是张文康所说的三月十八日。撤职以后，他说：“当时考虑到两会即将召开，而且是领导人换届，为了维护稳定，所以没有报导。”是谁决定不予报导？孟学农说，他向市委书记刘淇作了汇报，并在常委会上提出讨论。讨论以后作了什么决定？按照中国的党政体制，谁都知道，只有中共北京市委才能作决定。刘淇在北京市干部会上也承认：他作为市委书记“负有领导责任”，“诚恳地作自我批评”。孟学农上任才三个月，刘淇肯定地提到他“为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市委的决定，书记的责任，板子却打在市长的屁股上，公道何在？
党领导一切，功劳归于党，过失也应归于党。虽然原则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时代至少逻辑上还是一致的。一九五六年，广西发生灾荒，因救灾不力死了人，省委书记陈漫远被撤了职。按刘淇的说法，陈漫远也不过是“负有领导责任”而已。邓小平时代，又把这一不正确的原则引向荒谬。他提出的领导体制，在工厂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地方各级，实际上就是县委领导下的县长负责制、市委领导下的市长负责制、省委领导下的省长负责制。党委有权领导，但不须负责；厂长、校长必须负责，但无权领导。搞得好，赞扬党的领导；搞不好，问责行政首长。道理上说得通吗？道理上说不通，事实上行得通，中国的事实就是不讲道理的。这是邓小平的“党政分开”：功劳归于党，过失归于政。这样一来，党的领导就绝对正确了。邓小平将“领导”和“责任”分开，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核心人物领导下的总书记负责制。两任总书记都被撤职下台了，而邓核心依然正确无比。
市长孟学农代市委受过，就是邓小平留下的荒谬原则的运用。
根据可靠消息，关于封锁“非典”的报导，是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决策。从中共十六大到十届全国人大，江家班人马一个个粉墨登场、妆扮亮相，为了不致败坏在北京跳加官的好心情，他们最需要“稳定”；因而，一切影响“稳定”的消息，必须封存黑箱。
孟学农不仅代北京市委受过，还代江泽民受过。明明是太上皇的旨意，却拿下面的人开刀，公道何在？
今年一月，孟学农在市长就职的记者会上说：二十年前，胡锦涛同志曾是我们共青团的主要领导，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很多具体事情已经淡忘了，但胡锦涛同志公道正派、不徇私情，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现在，孟学农怎么想？还认为总书记撤了他的职是公道的吗？
孟学农受到了不公道的待遇。但胡锦涛却不失公道的原则，他考虑的是另一种公道。张文康是江家班人马，为了搬掉这块拦路的石头，同时对团派人马挥泪斩马谡，以示平衡。这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胡锦涛不便明说，别人也无话可讲；否则，横生枝节，暗中掣肘，就会影响大局。当前，人命关天，形势紧急，为了共赴国难，度过危机，只能委曲求全。胡锦涛用心良苦。但江家班中人就不同了。争权夺利时大显身手的人们，现在都在干什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好像只剩了三个人：胡锦涛、温家宝、吴仪。江家班班主江泽民本人，早在四月九日就移驾上海，避灾去了。危机时刻，忽发雅兴，他居然授意新华社于四月十六日播发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题词。是不是还想效法毛泽东、邓小平，躲在外地，炮打中央？并非多虑。历来，发生自然灾害，解放军子弟兵立即出动。这一次，军委还在关起门来学习“三个代表”，军头们囗囗声声说“听从江主席、党中央的号令”。江主席就是按兵不动，是不是在窥测方向俟机而动？
以瞒和骗为特色的制度是时代的荒唐
孟学农是牺牲品，就连张文康也是牺牲品；不管公道不公道，他们都是制度的牺牲品。
张文康、孟学农不过是官僚政治这架机器上的两颗螺丝钉，他们的作为是由上下左右前后千丝万缕的关系所决定的。如果不是张、孟二人，别人在他们的位置上，事情不会有什么两样。这架巨大的官僚政治机器是按一定的制度运作的。瞒和骗就是这种制度的特色。这种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特别是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经营和传承下来的。揭露黑暗，叫做“给党抹黑”。好像干坏事的人本来不黑，而是反对干坏事的人抹上去的。报导事故，叫做“影响稳定”。好像制造事故并不影响稳定，一报导就不稳定了。
赵紫阳主持的中共十三大，在规划政治改革时，着重强调加强公开性、提高透明度。这是向以瞒和骗为特色的制度提出了挑战。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中国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从十三大步步后退，蝇营狗苟十三年，政治全面腐败，制度越发糜烂。江泽民与毛泽东、邓小平还有所不同，他是在有可能变革、而且已经提出变革任务的时候，掉头向后，背道而驰。他的历史作用，恰与滚滚向前的世界潮流成反比。所以，无论是作出决策封锁“非典”消息这一具体事件，还是维护以瞒和骗为特色的制度这一根本责任，江泽民都是罪魁祸首。
瞒和骗不仅是共产党中国的制度特色，也是国民党中国的制度特色。我不会忘记，一九四八年年底，淮海战役已经结束，《中央日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居然还是“国军固守徐州”。瞒和骗还是传统中国的制度特色。两千多年来一直遵循孔夫子的遗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治是牧民之术，把人民当作羊群，官吏的职责无非是使用鞭子的语言，叫你向东就到东，叫你向西就到西；不用问为什么，问了也不会告诉你。
这种制度之所以盛行两千多年，因为有它存在的条件。这种条件在现代社会已经起了变化。天上的人造卫星日夜运转，空中的电磁波无往勿届；光是美国，每天就有六万架飞机通向全国和全球各地。在资讯发达、交通方便的时代，瞒不住、骗不了啦。只有某些愚蠢的中国人还想死守老传统。报纸不发消息吗？电脑网路可以沟通。电脑网路设“挡火墙”吗？手机短新闻可以畅行无阻。这一次，在广州和北京就是手机发挥的威力冲破了政府的新闻封锁。在行不通的时代蓄意行之，只能更加显得制度的荒唐了。
近百年来，中国发生了三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来革去，中国的制度不过是金蝉脱壳，本体依旧。因为革命的目的都是夺取政权；政权转移了，换了一帮人马，虽然一再制宪、立法，原来的制度经修修补补又继续下去。革命，可以是换制度，也可以只是换人。中国的这几次革命，就只是夺权运动，即换人掌权运动，不是换制度运动。为什么中国的革命仅限于换人掌权而不换制度？因为中国的传统是政府权力重于人民利权，以往的革命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转为人民利权重于政府权力，才能换制度。搞革命，可以不换制度；换制度，也不一定非搞革命不可，重要的问题在于提升人民利权。蒋经国在台湾启动换制度，并没有换人马，也就不需要搞革命。
共产党夺权后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挟革命之余威，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气象为之一新。人们以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社会。毛泽东引以为自豪的“换了人间”，并没有换制度。曾几何时，污泥浊水回流了，已经换了的人间又要换了。就因为“新社会”和“旧社会”在根本之点上相同，都是实行重官权、轻民权的制度。
夺命瘟疫在中国得以流行，实制度之祸。非常时期，采取果断措施，显示领导决心，虽属必要，决非根治。不要说换一两个人，就是换了一大帮人，只要不换制度，悲剧还会重演。中国的现行制度是历史形成的，特别是江泽民留下的不光彩的遗产。对于胡锦涛、温家宝这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它的存在是没有责任的，它的延续就有责任了。如果不能痛下决心进行制度改革（不仅是机构改革、体制改革等等），你们也会成为继毛、邓、江之后的新的历史罪人。换制度不一定翻江倒海，也可以静悄悄地进行，那就是不断地提升人民利权。申民权，必须抑官权；抑官权、申民权交互攀升，达到一个转捩点，制度不换也得换。江泽民赖着不走，岂止恋权而已？根本目的就是企图阻挠制度改革。他所担心的是制度一换，他和他的家属以及他的班底便会遭到清算。因此，进行制度改革必须具有勇气排除江泽民的阻力。排除江泽民的阻力，又必须首先与他的旧思维、旧话语划清界限，形成自己的新思维、新话语。“三个代表”的套话应当少说或不说，让新老“党八股”彻底休息去吧。
制度改革从新闻改革做起
中国的现行制度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九五六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第二年，向往自由、民主、人权的人们就提出，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改革中国的根本制度，否则就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先知先觉的呼声，被一场反右派运动扼杀了。中国共产党抱持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制度，沿着与自由、民主、人权相反的方向狂奔，至“文化大革命”而达于登峰造极。“文化大革命”结束，人心思变。二十多年来，又有两次转机，都被中共领导人葬送了。
在批判“四人帮”之际，人们进一步提出清算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改革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利用民心、巧言改革夺取了最高权力，但他所能接受的不是改革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词序颠倒一下，意义大不相同。他又抛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设限，进而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彻底扼杀了这一次转机。最后以改革的代表人物胡耀邦下台告终。
由于拒绝制度的改革而走向腐败。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爆发了反对腐败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运动。人民群众表达的政治热情本来是催生民主制度的契机，邓小平调动军队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名义进行血腥镇压，又一次扼杀了这一次转机。最后以另一个改革的代表人物赵紫阳下台告终。
共产党一党专权的社会主义确是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人怨，早已怨声载道；这一次是天怒发威，自然灾害在惩罚极权制度。自然灾害到处都会发生，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后果大不相同。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梯亚·森的研究，在人类的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因自然灾害而发生饥荒。
常有人说，中国的国情特殊，实行民主要慢慢来。民主慢慢来，可以；反民主，不可以。慢慢来，必须开步走；站着不动，就没有慢慢来；反民主，更是开倒车。事实上，即使“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的最高和最后决策不是民主慢慢来，依然是反民主。
这一次SARS疫情充分暴露了制度的弊害，也就有理由说服更多的人们理解改革制度的必要。因而又一次转机来临了，机不可失。
制度改革应从新闻改革做起，新闻改革就从现在做起。就算民主慢慢来，也要马上开步走，不能再等待，不能再犹豫。以下几点，都是可以立即付诸行动的。
第一，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取消党和政府对新闻的控制，确保新闻单位的自主权。取消统一囗径，新闻的采访、编发、评论一律自主。
第二，根据民主政治的原则，把不正常的关系颠倒过来，不是党和政府控制新闻，而是新闻监督党和政府。
第三，新闻单位没有触犯法律，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不得以任何借囗进行“整顿”、“查封”，撤换领导。违者追究行政或法律责任。
第四，党和政府领导人不得滥用权力，强制新闻单位隐瞒消息、发布不实消息。违者追究行政或法律责任。
第五，撤销新华社的参编部和各种“内部参考”，撤销电脑网路的“挡火墙”和网路员警，资讯公开，交流畅通，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第六，根据WTO关于文化市场的条款，现已开放报刊市场，外国投资者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从事图书、报纸和杂志的零售业务。更进一步，应当允许港台和外国报刊进入中国市场。
第七，根据本国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公民可以经营媒体；参照外国民主政治的经验，将经营媒体的许可制改为备查制。
第八，着手制定和通过新闻法、出版法。
注：这个名称是不科学的，简称“非典”，更是不知所云。现在发现的肝炎有甲、乙、丙三型，何者为典型性、何者为非典型性？若说“非典型性肝炎”究系何所指？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名称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英文为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缩写SARS.世界卫生组织确认SARS是二十一世纪出现的极为危险的传染病。中国人称之为“非典型性肺炎”，意思是它不过为常见病肺炎的一种。换个名称也是为了便于隐瞒。
(2003年4月28日于哈佛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