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亮出的大皮靴和刺刀，难道就能显示出治国有方的先进理念？隆隆滚动的坦克履带，难道就能使极权的宝座永世长存？但无论如何，面子工程乃是极权专制政体自我证明且横行霸道的极其重要的逞能舞台。
说到这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另一种面子工程，也不能不显示出极权专制政体撒谎技术的日趋成熟以及遮掩其虚弱本质的完善技巧，尽管时间的风雨将会使之剥落净尽而突显其可耻下流的本质，但极权专制却得过且过，能蒙多久就蒙多久，能蒙多少人就蒙多少人。它才不管什么时候会露馅呢。
举例来说：揭露SARS疫病实情的蒋彦永医生，因其勇敢的自由言说而受到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赞誉，但同时。也引起了军委主席江泽民及其上海帮的惊恐不安，直到现在，他对蒋彦永医生敢说真话的所作所为仍不置一词、不予表态，死猪不怕开水烫地不理不睬；不但如此，江泽民及其上海帮还为蒋彦永医生设置重重障碍，要求他遵守有关纪律，不得擅自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不得自由发表独立思考的言论；而另一方面，却又散出口风说，蒋彦永医生没有受到任何打压，而且还提高了待遇。比如，给他配了专车，他可以自由活动，也可以自由地接受外界媒体的采访等等，对于这种无稽之谈的官方声明，蒋彦永的女儿做了有力的批驳。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尽管笔者没有与蒋彦永医生进行电话沟通或直接拜访，但是，根据共产极权的一惯所为，可以判定，蒋彦永医生肯定为说真话而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压力或遭遇到民主社会人士难以理解的恐吓与威胁。尽管蒋彦永医生不一定深陷牢狱，但是他的自由却一定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干扰与破坏。
在极权专制政体下，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戮穿皇帝的新衣，其代价尤其惨重，有时需要流血，有时甚至需要掉脑袋。因为种种面子工程和娴熟的谎言技巧，都是赤裸裸的皇帝的新衣，也都会被说真话的有识之士一一辩别出来，从而使极权专制主义者的脸面无光。有时，迫于压力，敢说真话者也不得不违心地说出与自己意愿相反的话来，也就是说，他们哪怕作为斗士也时常被逼无奈地为极权专制主义的面子工程和谎言技巧而贴金。他们也不得不在一定的压力下，扭曲自己的灵魂而悲痛欲绝地为极权专制主义者遮遮掩掩。
1944年，王实味因写了一篇《野百合花》这篇讲真话散文被关押了五、六年之久之后，为了回应国民党对共产党迫害知识分子的斥责，王实味皮笑肉不笑、无可奈何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从国统区到延安专门调查此事的新闻记者。他面色苍白、满心忧愁地对记者们说：“我的待遇不错，我没有受到任何迫害”。受尽迫害的这位大文豪、这位天才翻译家可谓是给足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面子。但是，国统区的访问团前脚一走，后脚，王实味就被五花大绑地投进了监狱。到了1947年，他竟被伟大的共产党用屠刀砍了头。
在此请问，是相信王实味的话，还是相信共产党的屠刀？看来，屠刀应该是更有说服力。因为，屠刀代表了真实，而王实味被逼无奈说出的话却毫无任何真实性可言。这只能从反面再一次证明共产极权的无比残暴和极端无耻。
说到这里，另一个例子也不能不提将出来以供参考。在三十年代的前苏联，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被誉为布尔斯维克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审判他的大会上，公开说他自己是叛徒、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已分子、是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是反对斯大林同志的跳梁小丑、是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主谋，如此等等的污泥浊水，布哈林也顾不得布尔斯维克理论家的体面而统统地拿起来浇到自己的头上和身上，以至于使自己满身的脏污。当时的苏联人民都认为斯大林同志能够把像布哈林这样的坏分子斩尽杀绝，实在是太英明、太伟大、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太乌拉了！
半个多世纪之后，真象终于大白了。布哈林之所以在审判中能够与KGB、与苏联秘密警察配合得这么默契，是因为斯大林告诉他，如果他胆敢有任何不配合或反抗的表示，那么，不但他本人要死，而且他的妻子、他的女儿都要死。为了家人能够有一点点生存之机，布哈林违心地为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专制涂脂抹粉，极力掩盖其兽性主义的罪恶。尽管这样，布哈林还是被苏维埃人民的伟大领袖和苏维埃各族人民的父亲斯大林同志押赴刑场、就地正法了。
以上所述证明了什么呢？只能证明一个事实，即极权专制主义丧尽天良地残害人性并由于底气不足而虚张声势地大搞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玩弄撒谎以蒙人的诈骗技巧，是无论如何也掩示不住其真实罪恶的狼子野心的。对此，除了完全彻底地予以揭露之外，别无他法；除了戳穿其谎言的娴熟技俩之外，别无他法。
倘若做不到这些而上当受骗，那也就只好倒了十八辈血霉。到时谁也救不了你！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