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帮家庭成长的真实记录

在他6岁时，父亲就给了他第一把手枪；8岁时，他的口头禅是“头中两枪，肯定见阎王”；11岁生日那天，母亲送他的礼物是本《圣经》，父亲则给他一本马基亚弗利(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王子》(这是一本论述统治艺术的著作)。但是直到13岁时，他才真正体会到有一位黑手党父亲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本扣人心弦的回忆录《为了父亲的罪恶》中，阿尔伯特·德米奥真实地记录了在一个黑帮家庭的成长经历给自己心灵带来的巨大冲击与困惑。以下为英国《观察家报》从本书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在外人看来，我们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我的父母通过传统的婚姻结合在一起，我的姐妹们像警察或股票经纪人的女儿一样长大，整天为学习成绩和晚会礼服操心。我的父亲罗伊·德米奥也很普通，像其他父亲一样，他也喜欢电影、音乐和精美的食物，星期天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一个晚上。惟一有所不同的是，我的父亲是个黑手党。

在我上六年级时，父亲经保罗·加斯蒂莱诺(当时甘比诺家族中的二号人物，1976年成为家族领袖，被人称为“老大中的老大”)介绍，加入甘比诺家族。甘比诺家族是纽约黑手党五大家族之一，“业务”涉及谋杀、贩毒、敲诈、放高利贷等。由于心狠手辣、手脚利落，父亲深得保罗赏识(有报道说他指使父亲杀了100多人)，在家族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收入也急剧增加。我们家在长岛买下了一座大宅，邻居除了律师、医生就是股票经纪人。对于一个像我父亲这样出生在布鲁克林区的意大利裔男孩来说，这座大宅几乎是他美国梦的顶点。但是搬到那里两年后，灾难开始降临到我们家头上。

克里斯闯了祸：我们全家面临灭顶之灾

1979年冬天，就在我13岁生日过后不久，父亲的一位手下闯了大祸。克里斯托弗·罗森伯格(我们都叫他“克里斯”)一直是父亲的得力助手，但是在贪心的驱使下他背着父亲“干了一票大生意”：两个哥伦比亚毒贩从佛罗里达带一大笔钱来纽约交易，克里斯本来是中间人，但他却把那两个人干掉了，私吞了那笔钱。更要命的是，他在与哥伦比亚人打交道时用的是我父亲的姓氏，自称“克里斯·德米奥”。

哥伦比亚人没过多久就追查到了纽约，并发现是父亲手下“黑”的他们。保罗也很快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他怒不可遏，因为现在整个甘比诺家族的利益都面临着遭到报复的威胁。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失去控制。有一天他很晚才回来，脸色铁青，一进家就把自己锁到了书房里。当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他只告诉我克里斯办了件“极蠢”的事，使父亲的“生意”面临着危险。但他没有告诉我，克里斯的行为不仅使父亲面临着被家族“执行家法”的危险，更有可能给我们全家带来灭顶之灾。与意大利黑手党不同，哥伦比亚人在复仇时常常会“株连九族”，向对方的家人下手。几十年前，纽约黑帮的五大家族曾达成一项“协议”－－－即使相互之间火并也不能伤害对方成员的妻子和孩子，否则将面临“集体惩罚”。但哥伦比亚人则没有这个顾忌，实际上他们更喜欢向仇家的直系亲属下手，认为这样更有惩罚性。

13岁的小保镖：我保护姐妹们的安全，身上随时带着枪

我们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堡垒。到处都装上了摄像头和探照灯，我们每次走出屋门都处在“表兄乔”的监视之下。他是父亲的一位手下，已经搬到我家地下室来住，父亲向我的姐妹编造借口说“他需要借住几天”。关于自己的工作父亲对母亲讲得很少，对姐妹们则只字不提，但他平生第一次打破了自己最重要的原则－－－把我带到这场危险的游戏中来。

父亲向我解释了全家人的危险处境，“有人想找上门来杀我，他们也许会伤害你的姐妹。从现在起，你们不能和我坐一辆车，弗雷迪(父亲的司机)会用另一辆车接送你们。你们不要在大街上行走……只要你离开家门，身上随时都得带着枪，并且不能让姐妹们一个人外出。在学校里你也得保护她们，时刻给她们放哨，但是不要让她们发现，”他停了下来，清了清嗓子，“如果有人想伤害她们，你就开枪，绝不要手软，因为你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我费力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

于是从第二天起，我在上学前都会把一支手枪藏在口袋里。当其他男孩子在课间追逐打闹或者与女孩调情时，我则远远地站在一旁，警惕地监视着姐妹们周围。放学后，我也忠实地履行着全家人保镖的职责，带着家里那只名为“少校”的德国牧羊犬在院子里巡视。父亲每天都会往家里打几个电话，询问有没有异常情况。

杀了一个西班牙人：我能闻到左轮手枪散发出的火药味

异常终于出现了。有一天，一个年轻的西班牙男子找上门来，告诉母亲他是个推销员。母亲说不感兴趣，于是他就告辞了。但是母亲注意到当我放学时，那个人的车还停在对面的街道上。父亲回来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并且隔着窗户向他指认了那辆车。

父亲大声命令“表兄乔”跟上他，说完就拔出枪，冲到了大街上。弗雷迪马上跑去开车。看见有人拎着枪气势汹汹地向自己冲过来，西班牙人立刻发动汽车，准备逃跑，紧急启动的轮胎在安静的街道上发出刺耳的声音。父亲和乔跳上“凯迪拉克”，疾驰而去。我只看到他俩把身子探出车窗外，手里挥着枪。一个小时后，我又听到了汽车发动机的轰鸣。父亲匆匆走进来，递给我一把左轮手枪。我能闻到它散发出的火药味，而且感觉到枪膛还很热。“把它擦干净包在垃圾袋里，随时准备处理掉。”没过多久，父亲从书房里出来。他拎着一个包，表情严肃，一边下楼一边大声喊着我姐妹的名字。“准备一个包，带上你们需要的一切，我们5分钟后出发！”他的命令很简短。母亲的表情既愤怒又恐惧，姐妹们则不知所措。“快去！”父亲厉声说。“5分钟后上车！”

我们飞速驶离了长岛。在黑夜里不知道走了多远，我们最后来到一家偏僻的汽车旅馆，暂时住了下来。父亲把我们安顿下来之后就走了，他说有些“业务”需要处理。

错杀无辜：西班牙裔小伙子身上布满了枪眼

两星期后父亲回来了，他宣布我们可以回家了。没有人问任何问题，我们默默地驶回长岛。

在逃亡期间我们几乎与世隔绝，丝毫接触不到外面的消息。因此在回家的当天晚上，父亲坐在厨房里，开始看堆在门廊上的报纸。

突然，我注意到他猛地坐直了身体，愣愣地盯着手中的报纸。

他把它放下，再拿起来看，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内容。

文章描写的是两个星期前发生在长岛的一起枪杀案：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街头夺命追踪－－－一辆“凯迪拉克”疯狂地追上一辆“野马”小轿车；追踪的高潮是枪战，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打靶”，因为受害者、一个年轻的西班牙裔男子根本没有还击。“凯迪拉克”上的两名男子向他的汽车开了近300枪，小伙子身上满是枪眼。目前凶手的杀人动机尚不清楚，警方也没有掌握到什么线索，只不过查明了死者的身份。他是个大学生，平常利用课余时间上门推销吸尘器以补贴学费。他以前没有犯罪记录，在他的车里也没找到枪支。父亲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凝固着震惊、茫然的表情。那个守在我家门前的年轻人只不过是个无辜的大学生，却误撞上了父亲的枪口。父亲把那篇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杀死了一个无关的小伙子、别人的儿子。他坐在那儿，盯着报纸，眼泪慢慢淌了下来。我和姐姐吓呆了，因为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接着他站了起来，一句话也没有说，上楼回到书房，把门紧紧地关上了。父亲崩溃了。几天内他不吃不喝，几个星期后才恢复正常的饮食，但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彩。白天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拉上所有窗帘，晚上他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躺在床上，听着他沉重的脚步声，脚步声偶尔还被洗手间的呕吐声打断。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的生活，把杀人当作生意中令人不快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杀死的不是一个黑帮分子，而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毁了一个大学生的家庭，同时也毁了我们的家庭。

“死人行走”：克里斯被杀后，父亲在我眼里已经死了

父亲还有一桩“生意”没有了断。保罗·加斯蒂莱诺对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一个无辜的年轻人感到很不满，这样做不仅愚蠢，而且很冒险。此外，他仍怀疑父亲与哥伦比亚人那件事有瓜葛。为重新取得保罗的信任，父亲必须“解决”克里斯。有一天夜里，父亲没有回家。我十分担心，带着“少校”在院子里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回来了，脸色苍白，精疲力竭，一句话也没说就回到书房，立刻把门关上了。晚饭后，我们一边玩牌一边看电视。突然一则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今晨，警方在布鲁克林区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发现了一名年轻人的尸体，经确定死者名叫克里斯托弗·罗森伯格。他身中数弹，汽车也被自动武器打得遍体鳞伤。警方认为这是一起黑帮火并事件。”我盯着屏幕。父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猛地关掉电视。母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感觉嘴里很干，空气好像凝固了。父亲回到书房，两天没有出来。监狱官员常用“死人行走”来形容死囚犯走向行刑室。在我眼里，父亲已是一个“行走的死人”，他被“执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13岁时，我知道父亲已经死了。

后记：4年后的1983年，罗伊·德米奥的尸体在一辆汽车的后备厢中被人发现。警方没有破案，但阿尔伯特知道是父亲的手下干的。阿尔伯特本人大学毕业后作了股票经纪人，1992年精神失常。现在仍住在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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