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却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掀起了民主政治的旋风。他心怀民主的梦想，要耗尽自己的良知和才智，完成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宪政理想。只可惜，他错生在一个没有规则也没有人想认真遵守规则的国度里，只能在３２岁的时候就攀上了人生的最高峰，之后戛然而止，惨然而逝。
宋教仁有着丰富的政治知识和宪政修养。宋在南京孙中山临时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长，凡临时政府法令，多是他一手编成。冲锋陷阵，首倡起义，当然会位居元勋；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会给人痛快淋漓的英雄感觉。可是打打杀杀过后呢？我们的国家到底应该怎么建设？我们的人民到底应该怎样走上富与强的路？破坏旧秩序是解恨的，而建设新秩序呢，那将会是多么漫长而痛苦？宋教仁，在二十世纪之初，自觉地担负起了这种责任。
宋教仁有着坚定的民主理想和道德原则。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准备成立政府。在讨论政体时，宋教仁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决主张实行内阁制。即民选总统，议会内部多数党党首任总理。可孙中山却声称，我可不愿谁把我放到神圣的位置上却干不了具体的事情。他不同意内阁制。他的声望毕竟大一些，同盟会同仁只好听从他的意见，实行总统制，即总统民选，总理由总统任命。
可是等到南北议和成功，总统权力将要移交袁世凯之前，孙中山却又一改初衷，力主实行内阁制了。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当然不认账。袁世凯从内心最深处无法容忍，没有他的允许，居然有人就会做说了算的总理。那我这个大总统又有个屁用？
宋教仁的好朋友谭人凤说过：“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正是这个宋教仁，油盐不进。袁世凯送给他的西服，尺寸拿捏得非常精确，足见袁为了笼住他，也算是有了“三顾茅庐”的良苦用心。袁世凯又送给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可他却只用了二三百元，离京南下时即让赵秉钧交还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曾想让他出任总理，可是他不干，他只想通过选举的方式当个堂堂正正的不受总统胁迫的真总理。宋教仁一再放横，于是袁世凯动了杀机。
但是对袁来说，杀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好下决心的，何况要杀的又是人人皆知的精英人物宋教仁。
一直到了１９１３年，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从老家长沙沿江东下，途经武汉、安徽、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其言论风采，倾动一时。他在内心深处已经认定，自己的宪政理想就要迈开第一步了，他在杭州写下了这样的诗：“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语气中已明显流露出政府总理舍我其谁的气魄。
袁认识到了，再不杀宋，自己苦心经营的独裁局面就保不住了，更别想做什么皇帝梦了。于是袁世凯终于下手了。时间：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地点：上海火车站。凶手：武士英，山西小贩。联系人：应桂馨，上海无赖。上级联系人：洪述祖，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
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我们已不可能指望能得到更多的真实的历史细节了。凶手武士英，在租界内的西捕房里一直活得好好的，可是刚转到中国方面的监狱，还没来得及仔细审讯，就自杀了。紧接着，幕后的主脑人物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被毒死。
宋教仁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在北京，宋教仁一度是住在赵秉钧家里的，和赵有过多次的深谈。他们在谈些什么？宋的民主梦想曾为赵所理解吗？宋的人格从未给赵带来一点良心的冲击吗？当赵秉承袁的意思布置暗杀时，一边是袁的强力，一边是宋的人格，赵秉钧的内心可否有过良心的痛苦和心智的折磨？所有这些，都因为赵死于非命而湮没了。
宋死后，上海法院曾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传票，传他到庭作证。对此，袁世凯非常生气，一个小小的法官，居然敢捋老虎的须子？后来干脆下令取消了各地的法院，以县知事兼理司法。如果宋教仁地下有灵，知道自己的一腔鲜血，换来的是这样一种结局，一定会给气得欲哭无泪吧？
宋死，中国的一次民主萌芽被掐死了。连他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首汤化龙都这样激赞他：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
神州真的与宋教仁俱沉了。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人物只出现一次，庸人和败类才可以批量生产。袁也许算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吧，袁世凯一死，中国马上进入没有皇帝却人人争当皇帝的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蒋介石以国民党的名义武力北伐，统一全国，这种所谓的成功，已经与宋教仁当初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了。
回首这段历史，充塞满眼的，只有尘埃，那是权势者在黑暗中舞蹈。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鲜血的思想是不是也早已为我们所淡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