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强说，我认为各行各业对知识的接受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近的过程。下面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谈谈我的一些观点，我提出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我国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与攻关，在几十个工业门类中，到底有哪几个是属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或者可以称为自己的工业的？到底有哪几项科研在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中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我经常出国，每出一次国，灵魂就受到一次洗礼，就巴不得在回来的第二天就去中小学讲。为什么？就是感到紧迫的压力和羞愧，特别是去了日本和韩国，感触更多。
下面这四个方面，是近５年吹得最厉害的。先说超导，这也是从美国人开始的。我是一个教授，在浙大当老师，浙大的“求是”是个无价之宝。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弱点，就是不喜欢人家说自己的缺陷，更不愿意自己说自己的缺陷。我今天就愿意来揭揭自己的短，面对产业家，我更应该说实话。中国今天的科技很多都是“跟踪”，这也难为中国的教授，因为日子过得较苦，没有钱，加上很多领导同志本身也没有知识，为了蒙领导，让他们拨一点钱，总得把一些文章、报告、口号写得越高越好。比如，现在教育界号称“建世界第一流大学”，教育部跨世纪发展计划中定的10所大学，现在已选定了９所，第10所还未选出。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
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永远要努力！
现在的几个行业也是前几年套着中国科技产业目标走的几个方向。像纳米，它只不过是一个尺度概念。各种尺度的材料都有各自的用处，我们怎么能把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只说成是一个纳米呢？所以，谁都没有注意是谁提出的这个口号的，其实我们又中了美国人的圈套！这与军备竞赛是一样的。超导中国科学院在搞；基因上海在搞；纳米全国在搞，连工厂技术员也在搞。刚才何祚庥先生讲的悬浮列车，不要以为上海的高楼大厦与东京、大阪一样，中国就现代化了。
修一个房子、修一座桥非常容易，但你要看看国民素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日本大楼里走出来的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我们上海的大厦里走出来的人却都是些腰缠万贯的文盲！怎么能说国家已经现代化了？浙江杭州搞的世贸会挺漂亮，但你可以去西溪河看看，如果西溪河能出现小鸟、天鹅，杭州就现代化了，这不是一个穿一件衣服的问题。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用这些东西来摆样子！我们应该关注我国的哪几个方面？这是我的一些建议。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
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科学家说，纳米无所不能，这一说，大家就都去搞纳米了；老板说：纳米商机无限，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因此，宁波想干，诸暨想干，天台也想干，大家都来搞纳米。科学家知道纳米不稳定，它做成材料就聚集在一起，但产业家并不知道这一点。纳米在最近的一二个月里在浙江炒得很厉害，什么“纳米冰箱能防霉”，我就不明白：生物学与卫生学的概念、材料尺寸的纳米怎么会防霉？所以，要千万注意，无知的人骗起人来不得了，因为他胆子大，什么都敢说，所以说：“无知才无畏”，我们懂一点的就不敢随便讲，这是误导！
现在，让科学界的人感到很困惑：许多与纳米研究无关，不具备纳米科研的单位都在上纳米项目，开设了许多新的战场。作为商界的人士，这个投入是风险投入。越是高科技的东西，越不要指望它的市场回报，这个概念是我今天提出的。
新闻界的人在干什么？新闻界的同志喜欢写一些新东西。我知道，没有新东西写起来不精彩。误导与新闻界有关，新闻界听到一点就是一个片，如此描述宣传以致于浙江的报纸整版整版地写纳米。这是把一个学科的概念搞得非常庸俗！
下面我谈谈科技问题。
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工业的基础极其脆弱，这几年我在日本商店购物，日本的袜子、手巾、低档毛衣、低档服装全都是中国产的，这是否感到光荣？其实，我们所谓的外资合营企业，所引进的东西，真正有科技的含量极少，这就是我们的天真，就是我们领导的天真！比如，东京这么大的城市，全部的电视频道就只有６个，杭州有多少个？这是很清楚的。拿什么钱吃什么饭，我们现在是在吃国家的饭，所以，开了这么多频道不怕赔也不怕赚，而日本就不能这样。我在日本１０天，没有看到一条有关中国的消息。
广岛亚运会在日本召开时，有哪一个中国人得金牌的镜头能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得到？日本人喜欢下围棋，但他不知道聂卫平是谁。我国现在是需要国际化，但国际化了以后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连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要说，改革开放２０年，我们到底在经济上，科技上得到了什么？好的是有的，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要深思：我们在高科技上得到了什么？日本、韩国、美国基本都是把国内不能生产的、低价的东西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来生产。你并没有得到高科技，你以为他会给你高科技吗？不会的！比如汽车，我们联营了这么多家，但日本的汽车技术，比如丰田，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之前的，他不会给你先进的！为什么现在柯尼卡、柯达、富士在中国“大跳水”？就是要挤跨乐凯，这个中国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个国产胶卷！等哪一天乐凯垮掉了，国外的胶卷就会全部涨价！现在在中国卖的进口胶卷比日本、美国的都便宜，这就是倾销！
这一点中国人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排不进前200名？因为规定要有800篇ＦＣＡ的论文才能进入前200名。为什么浙大好不容易搞了10年的科研却没有钱？教授的论文写得少了，平均一个教授没有一篇，像我这样一年能写５、６篇的很少。为什么？中国的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平均只有1500元，相当于170美元；美国的教授拿多少工资？他的一篇文章值多少钱？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再过５年、10年，你到底还有些什么东西？这样恶性循环后，我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工业了！我不赞成“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过若干年再看看，将会是什么样子？
下面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第一，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为什么？企业的科技人员辛辛苦苦地搞一个技术革新，只要区里的计委领导、省里的计经委领导哪一天带着人到美国去考察一下，买来几个电器产品，跟他们签个协议，然后再到美国去培训10天，引进一条线，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国营企业打垮，这就是现实！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作为社会成员，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大家是互相依存的，我们这个国家也同样。但是很多人只考虑自己，只要自己赚钱而不管别人怎样，若那样的话，明天就可能得到报应。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下面这几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教育、学习是为了什么？
最近，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饭店、各个厂矿企业等单位都邀请我去演讲，他们开口就要找博士。其实，这需要共同语言受教育的层次、人格的素质，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人对学生的教育没有注重这个方面。中小学在搞素质教育，什么叫素质？英语、计算机、钢琴都会一点儿能算是素质吗？我住的那层楼的孩子都在弹钢琴，我就听到二楼一个男孩子在弹《致爱丽丝》时，边弹边哭、边骂他妈妈。爸爸妈妈都是乐盲，却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音乐家。这么好的太阳，让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吗？这是何必呢？幼儿园３岁开始学英语，我这个观点不知你们是否赞同，我在学校讲课时，学生们听了觉得我所说的正符合了他们的心意。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比如，我３５岁开始学日语，我现在的日语是顶呱呱的。但是，我在国内进修一年，派日本教授来教我，可我就是学不好，非常紧张。因为年龄较大了！到了日本后，我是在实验室工作，而打工的人２个月学的日语就比我学得溜，这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环境。
所以说，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的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我跟在座的老板们提醒一句，等下我要讲一下人才使用问题，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英语好，干什么呢？需要吗？要计算机好？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物质世界不是算出来的，算能把肚子算饱吗？现在我国搞了点软件，很多精英──年轻人都跑到计算机行业去打工，自己成不了材，可惜啊！不像我一直在做材料的教授，光荣得很！我们浙大就一个计算机院士潘云鹤，浙大的计算机在全国排在第几呢？浙大最好的学生都去学计算机了，这是在害人！
我的同学现在在美国都在卖菜、卖中药，成不了材，他们现在倒是非常羡慕我在国内搞得这么好。他们的钱是稍微比我多一点，但是我现在在中国过的日子比他们在美国过得好！由此可见，这不是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到日本留学时受了许多苦，这次我到英国大学见到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向我诉苦：每天只睡４个小时！浙大有很多老教授，夫妻两个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孩子却在美国。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这几年扭曲到什么程度了！外国人不理解，认为中国人有病：为什么夫妻不在一起，而是一方在国外、一方和孩子在国内，中国人这是何苦呢？！父母老了，是否需要人服侍？在国外的，是否想念父母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知是为了撑什么面子？！中国穷得这副样子，我可以公开告诉大家，我这次是跟浙大的最高人物一起去日本的──因为我在日本留了这么长时间的学，在日本，我只能请他吃一碗面：一天晚上，请了８个教授一个人一碗酱油面，就花了我1000元人民币！所以，我在日本就呆不住，像我这样的人，我现在就不愿出国，去１个月我就受不了！
言归正传，现在的孩子学英语，但父母都不会讲英语，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在美国学了英语，回来就忘记了，这就是语言的特点。语言没有环境，就学不好。所以，第一，要取消六级，让孩子们放松；第二，大学一年级开始的三个月像军训那样突击一下英语，马上过关，然后就任其自然。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
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大学三年级时有42名学生，毕业时只剩15人了，其他人全部不能毕业。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大学里玩。这就是中小学教育的失败！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持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喜）！”“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我们系有个男生，跟四川一个女孩谈恋爱，前几天班主任向我汇报，上个月跑回去20天看他女朋友，这还得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从小教育的结果！我的儿子在班上就有６个女同学有“记录”的特权，记录哪个男同学（课堂上）动了。有了６次记录后，男同学就得写检查，家长也要跟着写检查。我第一次写时很难受，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后来就习惯了。到了星期五就问儿子：“这个星期要不要写？”反正脸皮也厚了，写就写吧。问题是，实际上他只违反了一次纪律就同时被６个女孩子看见了，这也算６次！但是，我并不为我儿子担心，我认为：他受这点挫折也好、压抑也好，对他一生的成长有好处；而我恰恰担心的是那６个女同学，以后怎么能够经历得起打击和挫折！这样的教育是很令人深思的。所以，我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我从来是看人不看学历的，学历不等于能力。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就是要批判这样做。我提出一个命名，叫“消费学历”──就是滥用学历。现在提拔干部也同样，不看他的身体，到了60岁，有些身体特别棒且有能力的人也要让他退休；而有的人三、四十岁得了肝炎，还得让他干，这就是“一刀切”。
招聘时也总是看学历。学历是指一个人读书还可以，并不能代表他能够当你的经营人员、开发人员。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我们大学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三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作老板的可不能这样啊！现在浙大有规定，有博士点的，留校就必须全部留博士生而不准留硕士生，这样，仪器就没有人去操作。人才的梯队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认为教授就是万能的、博士就是万能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充满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实际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扫地能扫好，也应该受到尊重；打扫厕所能打扫干□，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要提醒的是：在国外可不是这样，反之，美国、日本的博士就很难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能做什么用呢？这是个具体问题。我不知道现在的组织部长、人事处长在干什么，真的是在“选女婿”吗？找这么高学历的人干什么呢？现在，中国的大学提出要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我说这话错了，中国现在教育特点应该是让全民得到教育，而不是去培养少数的专门人才。
上次全国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杭州举行，是浙大主办的，学校说来了这么多高校的人挖人才，浙大也要派人去挖，于是派我去了。我去讲了话，我毫不客气地说：进这扇门，我的心情是又高兴又沉重。你们把孩子们搞坏了！为什么？我国搞奥林匹克竞赛──中小学叫奥赛班是举国体制，就是为了得到世界上的一个荣誉！而在美国、日本、西欧国家就只有一个学校，叫“Play-again”就是搞着玩的。难道有一个学生得了奥林匹克的冠军，就说明中国的教育好吗？不是，它不能代表我国的真实情况。在那些非重点学校里，有多少孩子在外面赌博、打游戏机！这就是我国教育的一种误区。我指出：如果作为一个教授来做这样的事，在座的人都感到心痛！作为父母，我们绝不能这样宠爱自己的孩子，把这些孩子当宝贝一样。
化学的奥林匹克竞赛，清华、北大的教授来了一大堆，我们今天是在做一件害孩子的事！我的话讲完后，主持人要下面哪个大学的教授接着讲，他们都不敢上台讲了。请扪心自问：我们这样做对吗？奥林匹克竞赛的结果在浙大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学学得好的、保送的，到了大学三年级成绩都降下去了，孩子这么小，怎么能分等级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成长的路程还长得很，后天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始终对孩子、对学生都是鼓励的。我们系里有一个女同学，我看到她一天到晚没有笑脸，就是为了得到那个高分数、为了得到高额的奖学金，我感到很痛心！我说：你这是在用青春买荣誉、买光环，你今后的心灵是要受到创伤的！我希望她不要看重明年从第１名掉到第２名，后年从第２名掉到第３名。我这个老师当得怪吧，我不是要求她往上走，而是往下走，我这是在救她！昨天，我的孩子参加环湖跑，我对他说：“你不要去争第１名，慢慢跑。”不是说我不要孩子上进，而是这些老师在干什么？让５-６岁、７-８岁的孩子跑4000米，为了争得那个第一，把孩子的身体都跑坏了。
上次我们青年教授到天台去，天台是个穷地方，前面11个教授都讲IT产业，讲得那些企业家第二天都要来搞通讯行业了。我最后发言：前面的人讲的话又把你们害苦了。你们这么穷的地方怎么搞得过宁波、杭州？你们应该把本地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改造好，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在下次见到教授时提出这类问题，你们就进步了。真正的科技产业进步的源泉在你们，而不在教授。当你们有钱了、有产业规模了该怎么办，就应该学学日本。
我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软件搞得这么红火，但我们并不需要软件。其实，我们现在的软件搞不过印度。美国硅谷一大半的人才是从印度去的。但印度的国防部长常常惊骇这三、四年来与中国的差距──他是从奥运会得了一块金牌谈起的，国民总产值才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与中国差不多，而粮食产量却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材料，是制造与控制。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有，我这次到韩国看了真是痛心，在韩国的街上见不到一辆外国的进口车，绝对没有！我又听说现代企业的生产量比我国的桑塔纳、长春、武汉、富康的总和还多，且他们所有制造汽车的精密仪器全部都是国产的。而我们的这些部分却全部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人家想做什么，什么都能做好，我们却是想做什么，什么都做不成。归根结底，不是靠我们的软件，搞计算机的人什么都会玩，上次到天台演示房子设计的动态，把房地产公司的人看傻眼了。其实，这都是哄人的，房子要造起来还是要靠材料，靠造房子的人。现在我国在这两方面是最薄弱的。高等学校投了几十个亿买研究设备，但这些设备90％都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国产的。买来的时候觉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领导，但是若有哪个学生把仪器弄坏，就死了，我们国内的企业没有一家敢修仪器的，即使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仪器国内也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这就是现在我国整个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愿意踏实地来做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产不出材料，也没有先进的制造工艺。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教授的拥护。但是，要求省里的科委主任把钱投到材料和制造工艺这两方面，他就不干，他要做世界第一流的“米”。说到底，这都是些表面现象，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民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我们现在想的只是“卖得越多越好”。
这次校长、书记在日本，见到东京名古屋大学的校长，他提了个问题：我们都属于东方文化，现在就要召集大家来讨论怎样保护东方文化，保护东方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生物是多样化的，世界上若只有美国人就没有味道。日本人说：“我们培养的很多人也到美国去了，但是他们很惊讶，你们的7位中国校长一致认为这种现象没有关系，这是国际化。”日本人这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们中国没有本钱来谈我们的人才储备敢与日本比，但是，我们所表现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胸怀。比如，日本的许多大学为什么能得到许多捐款，就是因为捐款的人对母校有感情，对社会有报答。哪一个日本大学为日本的财团或企业输送的高级人才越多，所得到的奖学金就越多。现在，教育界有一种反思，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如果我是中国的纳税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国国民花那么多钱投入到这个学校，可它培养的人却都跑到美国去了，为他们服务了。
你们到韩国、日本、新加坡去看看，你们就知道中国人在精神上垮到了什么地步！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是作为日本大使馆面试的中国最杰出的博士生去的，当时在四川只选了我一个人，我到日本拿的奖学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诉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们就是要培养汉奸。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养越恨，神户大地震时我正在日本，我是中国留学生的领导，那时死了许多中国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为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顾不上救中国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8个，而仅给外国人留一个，你得排队，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转换牌子，让外国人再进来。
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在广西，美国人的骨头埋了几十年，还叫中国农民去找，把美国人的骨头找到了，放在棺材里，送回到白宫，举行隆重的仪式、行军礼，这怎么能让美国人不自豪？反之，当找美国人骨头的中国农民在寻找时摔了一跤，骨头摔坏了，给200元钱就打发回家了，连“劳动模范”都没给人家，你怎么能让你的国民爱这个国家，有自尊的呢？！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贱！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我坚信，目前“教授＋商人”的这种状态，过20年后会改变。在国外，没有哪个教授是既当公司经理又当教授的，这种现象极少，只有中国有！这就算是国情吧。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要办公司，又要当教授，能当好吗？我不否认有这类特殊人才，很少见。关键是把大学教授神化了，让他们全部面向产业界，缺少了中间地带，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缺陷。省里的研究院，部里的研究院一事无成，为什么？他们是官僚，是企业出钱养的官僚！我认为今后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他们直接作为企业法人结合在一起。日本三菱公司的研究院，富士研究所在日本是具备最好条件的研究院，他们不发表文章，就是专门做能与产业结合的项目。这是一句口号：“吃着、端着、看着”，“吃着的”－－企业正在干的；“端着的”－－产业开发做的；“看着的”－－前瞻性的东西、超前的学术研究让大学去做，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我认为财团和经营界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建立一种体系，让这些信息能够互通与共享。
浙江的企业家现在在做什么？上次省委领导谈话时，我提了个口号：现在是“千载难逢”。我们浙江有一个优势──有钱，如果浙江的老板们有一点前瞻性的话，你们应该考虑到科技的投资和投入，就是为你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做这个事。表面上看你把好不容易赚的钱投了一点，但也许在5年、10年后你就会看到实效，这就是怎样确立一种“高瞻远瞩”的观念。
一个观念或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技术越新越好？今天谈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大家注意：大学教授可以玩这个，但企业家就不能玩这个。技术并不是越新越好，技术要有储备。日本的企业现在卖的东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术，好东西他不拿出来，他要等到现有的技术把成本收回并获得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以后才会拿出来。其次，我的对手什么时候推出新东西时，我才会出手。不要以为你今天好不容易搞了生产线，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钱还没赚到就换新的，有什么用？我这次到日本刚好谈到悬浮列车，这是中国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悬浮列车目前在理论上都还不成熟。日本现在最完善，最经济的就是新干线。从经济和市场的概念来讲，越先进的东西，风险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报就越少。日本的住宅还没有声控电灯，而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走得够快了，大宇汽车公司的倒闭给我们中国留下最重要的警示是：大宇丢掉了特色。我们的老板不要包里有了钱就想膨胀，这是极其危险的！这实际上是投机心理在头脑里作怪。你们就不自信：害怕哪一天吃不上饭，先找个尾巴、抓根救命稻草。这个心理要解决，为什么不自信？你现在的东西是否在全国属于数得上的特色？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模仿秀很多，但全是没有生命的。如同唱歌能闭得上眼睛听出这是谁的歌声，这就是特色了。这一点我提醒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一定不能丢了自己的特色去学别人，如化工的上水管道PPR，浙江省待批的就有33项！嘉兴的老板找我说：给你20万，你帮我上马。我想这还得了，排队的就已经有这么多了。
我讲这些是给大家一些建议。我刚才讲的是机遇，就是我们浙江省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储备后，能不能在教育、科技上掀起一个投资。我只告诉大家：人活在世上，钱固然重要，但钱不是最重要的。高分子学科在全国的13个院士中有7个是从我们浙江大学高分子学科毕业的。这次我通过省委宣传部同意，准备在浙江大学建立第一座高分子的科技大楼（原文如此。建科技大楼要省委宣传部批准，疑有误）。校长批给我800万，让我去募300万，我立刻就从海外的华侨、华人那儿募到了。这次我不是为钱，而是想在世纪来临之际立个丰碑，这也是通过省委宣传部同意的。这一次他们说我把浙大的牌子给卖了，且卖得太便宜了：一个人捐1000元钱就可以刻上名字，刻个墓碑都不值这点钱，北京大学100年校庆时，在一把椅子后面刻个名字还收5000元钱。这次新大楼修好后要刻个碑或在墙上刻名牌，个人收1000元，单位收5000元。对此，潘校长就很赞成，这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浙江大学，对全国教育的一种支持。这件事现在搞得很热烈，杭州有好几个企业都是20万、20万的。我们不需要这么多钱，我们只需要体现浙江的企业家对浙江人才培养的一种真正的观念上的变化。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人把自己的儿子、孙子的名字刻上了，他这么做自有理：“你的名字已经留在浙江大学了，你要努力学习。”我也赞成这样做。今天，我就借此机会把这件事向各位通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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