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11月始于广东的SARS疫情，由于中共政权的刻意隐瞒，而在五个月后发展成全球性灾难。当疫情超出国界而变成世界性瘟疫之时，中共制度的种种弊端便极为醒目地凸现在世人面前，对中国政府的指责便一浪高过一浪。中共高层在国内外舆论和WHO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对外公布疫情和惩处相关官员。然而，从目前中共最高层采取的应急措施看，仍然陷于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而没有从制度本身下手，开始治标又治本的实质性改革。中共高层没有自省：此前5个月的时间内，难道SARS病情的持续蔓延的真相，他们真的全然不知？为什幺在十六大和两会期间，中共国务院没有举行过一次关于SARS疫情的新闻发布会？难道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政府在4月上旬的新闻会上公开说谎，没有得到中共高层的意旨？为什幺截至4月20日之前，中国的所有官方媒体仍然对张文康的言论做出全然肯定的报道？难道这样的“舆论导向”不是出自最高层的指示？SARS天灾演变为制度性谎言的人祸，难道仅仅是一两个渎职的官员所为？
即便是4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仍然停留在独裁制度的黑箱水平上，仍然为此前的重大渎职甚至犯罪行为进行无赖式的辩护。换言之，无论是此前的长时间隐瞒，还是现在的有限公开，中共政权仍然是权威信息的唯一柯断者，中共喉舌也仍然是权威信息的唯一发布者；大陆媒体仍然没有自己的独家消息和独立评论，而是一律刊发由中共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审定的新华社通稿；撤掉了当众撒谎的卫生部长张文康，换上来的常务副部长高强仍然在说谎和耍无赖，整个记者会仍然是空话和废话多于实际内容。
比如，当记者问到此前的隐瞒时，他几乎把责任全部推给了那些无足轻重的原因：
突发的SARS疫情难以界定，因为我们一时间很难掌握病毒来源、病毒性质和病毒传播途径。那幺，北京出现的第一例SARS病人时，广东和香港的SARS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怎幺还能对SARS如此无知。还是被撤职的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诚实，他在4月初就承认：北京在3月1日就出现了SARS病人，但是由于两会的原因而没有公布。
医院太多且分属于不同部门管辖，所以难以在短期内调查，卫生部准备不足和防疫体制比较薄弱等，并着重强调“对疫情数字统计不准和故意隐瞒有本质的不同。”而对一系列根本的制度弊端却只字不提。如果不是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的良知，通过境外媒体揭露北京的SARS真相，中共高层能否采取现在的措施还很难说。
一味强调与WHO合作得非常好，却根本不提该组织对中国政府的批评。
当记者问道“为什幺责怪卫生部门指导不力？”时，高强先要为卫生部门评功摆好，然后再避重就轻强调客观条件造成的失误。
最典型的无赖式回答是：当记者问到“以前你们不公开，那幺这次你们公开的数据怎幺才能表明是真实的呢？我们又怎幺相信你们这次的是真实的呢？”高强回答说：“你们凭什幺不相信呢？我又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呢？”而这段问答却在新华社发出的记者会实录里不见了，显然是被“政治正确”给“正确”掉了。事实是，以中共体制的本性而论，瞒天过海的谎言是独裁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独裁体制本身的道德导向和从政激励，就是鼓励甚至纵容以谎言来掩饰错漏。就政权本身而言，一党私利高于社会公益和民众福祗；就各级官员而言，个人的乌纱帽重于一切！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出了任何问题，官员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掩饰、如何防止消息走漏，以免被更高层的领导追究责任。所以，在制度黑箱中，太多灾难只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又有太多的自然灾难演变为惨烈的人祸。
一个在人命关天的公共卫生数字上都可能肆意作假的政府，又如何可能在其它的数字上公布真相？而一个如此撒谎和不负责任的政权，国际社会又怎能放心它在国力上强大之后，不对世界和平和主流文明构成威胁？外界舆论多看到信息黑幕对政府形象和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损伤，而作为每天生活在黑箱中的大陆人，感到的却是人权和人命的绝对贬值。
所以，在事关政权的稳定、信誉和形象的SARS疫情的问题上，对国人和世界的公然撒谎，不可能是张文康和孟学农擅自作主，应该有来自更高权力层的授意。当初的隐瞒是为了政权利益，现在的“坦白”和“惩处”，仍然是为了政权利益。因为在中共的价值排序中，人命关天事小，危及政权的政治危机和信誉危机事大，只有当“人命关天”的天灾危及到一党利益之时，这样的天灾才会引起当局的重视，才会抛出一两个替罪羊来平息沸腾的民怨。纠正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如此，结束文革浩劫的拨乱反正如此，今天的防治SARS亦如此……这是中共执政以后的一贯做法，没有丝毫制度创新的新意。只要制度不变，以后仍将如此。同时，在此次SARS危机中，中共政权对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权的剥夺，直接导致对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权的严重威胁，宣布中共所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权观的荒谬，也说明了尊重人权就必须理解人权的完整性，公民的政治权利对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来说，非但不可偏废，反而极为重要。
由于隐瞒所导致的SARS疫情的全球泛滥，说是中共政权将天灾变成“反人类罪”的人祸，一点也不过分。张文康和孟学农的被撤职，尽管是罪有应得，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发生这样的人祸，绝非任何个别官员的责任，也绝不仅仅是张文康个人隐瞒真相的责任。难道他的继任高强在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没有撒谎？即便他提供的疫情数字是真实的，他为此前的制度性谎言的辩护，也是极不诚实地。无论是张文康还是高强，二人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发言，不过是“奉旨行事”而已，是中共政权根据其“一党利益”的政策调整而已。将近半年时间，中共政权在应对SARS疫情上的不负责任，使国内外的质疑和指责之声日益升高，已经导致了政府信誉的严重危机，也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而经济高增长是中共维系政权合法性的杀手??，直接关系到政局稳定。所以，在强大的国内外舆论和WHO的压力下，中共高层终于省悟到：SARS天灾已经变为人祸，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就很可能演变为危及社会稳定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中共自“六四”以来奉行的“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统治策略破产，也将对刚亮相的胡、温体制造成沉重打击，所以，才有了4月20日的亡羊补牢。
换言之，官方关于SARS的新政策，并没有丝毫改变中国的制度事实－－没有新闻自由、权力不受监督和一党私利高于公共利益。即便假定胡、温是仁君清官，但专制的制度事实，并非一两个正直的高官所能改变。朱镕基为芳林村小学爆炸事故向民众道歉，南昌幼儿园大火案、彩虹桥倒塌案、石家庄大爆炸案……也都有相关的大小官员被处罚，但这一切并没有带来民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受到体制化践踏的现状的丝毫改变，也没有在SARS出现早期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如果SARS疫情不是变成了危及整个世界的“黄祸”，进而危及到中共政权的政经利益，中共高层会对自己的马前卒如此“痛下狠手”吗？
只要这样的独裁政治的黑箱体制不变，只要国人没有知情权和言论权，只要中国没有独立的传媒，即使每遇突发危机都有有关官员被撤职，也无法改变制度性的谎言，无法遏制官员们说谎隐瞒真相的恶习。但愿胡、温体制能够从SARS灾难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把4.20作为制度改革的转折点，使这个言论管制和不受监督的独裁制度走向新闻自由和有限政府之途。否则的话，SARS之后还会有超SARS的灾难发生。
（作者系大陆作家、评论家，现居北京。）
(《人与人权》5月号文章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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