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举措和赞美皆在情理之中：对胡温体制的防治决策，在给予批评性鼓励的同时，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施加更大的民间压力，推动中国体制逐渐走向信息透明化和言论自由化；那些坚守职业道德的医务人员，更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鼓励和褒奖。
然而，我以为，中共当局的SARS防治能有今天的局面，其主要动力绝非来自政权，而是民间良知所赐：无论在最初的重灾区广东和香港，还是现在的重灾区北京，戳破当局隐瞒真相并将严重疫情揭露出来的人士，无一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而是民间的良知之士。正是民间良知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揭露出的真相，通过互联网和其他境外媒体而传播，让国人和世界了解到大陆疫情的真相，为WHO提供了质询中共当局并继续留在中国的理由，并给国际舆论提供了批评中共当局的证据，由此形成了民间、WHO、各国政府和国际舆论的巨大综合压力，才迫使中共当局做出现在的决策。由此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民间社会和独立传媒，那么信息的透明化与自发的民间动员，将使防治SARS的运动更加有序有效。
而令人气愤的是，即便在今天当局发动全民防治SARS的动员中，官方媒体关于SARS的新闻已成铺天盖地之势，却独独没有关于蒋彦永等民间良知的片言只语！而正是蒋大夫戳穿了官僚张文康的弥天大谎；另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还揭露了如下隐瞒：4月16日，WHO专家几经交涉才获准在北京的医院检查疫情，而当专家们到达医院前几小时，309医院已将46名病人转移到一家酒店，302医院也将两个住满SARS病人的病房清空，中日友好医院用救护车带着SARS病人在市内“兜风”。
在此次突发天灾中，中共当局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和发言权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对人的生存权的严重危害，也导致了对国家信誉和民族尊严的巨大伤害，而且贻害波及到海外华人。比如，在疫情严重的加拿大，有些人干脆把华人直接称为“SARS”。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蒋彦永等民间良知，挽救了民众的健康，挽救了国人良知和民族信誉，也挽救了胡温新政的形象。所以，《亚洲华尔街日报》说：“一封医生公开信改变了中国命运”，确实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如此良知向央视、凤凰台和中共有关部门投诉后的石沉大海，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公开，已经是中共政权和中国新闻界的耻辱了；而且，据境外媒体报道，在蒋大夫的投诉公开之后，他非但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褒奖，反而受到当局的迫害：院方领导警告他不要再与境外媒体接触，军报发文对他进行点名批判，其行动也受到监控。以至于，这种种来自当局的压力，逼得蒋大夫的女儿不得不出面为父亲鸣不平，她在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时说：“不是要中国丢脸，只想救人一命。”
无论在口头上，中共政权及其御用媒体多么提倡诚信，但实质上，这个制度的本性必定使其道德激励，堕入鼓励说谎渎职和贬低诚实尽责的深渊。还有什么样的制度，比逼着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的制度更野蛮呢！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中国社会的文明化抱有信心，因为在此次SARS疫情面前，蒋彦永等人的良知，不仅勇敢面对天灾的挑战，而且勇敢地面对封闭制度的人祸挑战。更重要的是，对于如此令人尊敬的良知，与政权及其官员施加的迫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陆民间及国际社会给予充分的鼓励和支持，中共当局也在民间良知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亡羊补牢的决策。这一切，再次证明：民心不可欺也不能欺，大势不可违也不能违，信息全球化不可封也封不住，而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和信息全球化，正在汇成推动中国由野蛮走向文明的伟大力量。
同时，中共执政五十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大陆民间、国际社会和中共政权对此次SARS疫情的绝然不同的反应再次证明：天灾并不可怕，因为其贻害有限；人祸才最可怕，因为其贻害无穷。人类能否战胜不可预测的天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最终战胜最大的人祸──独裁制度。正如致力于天灾与制度的相关性研究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 森（Amartya.Sen）所论证的：民主国家决不会把天灾变成人祸，而专制国家则屡屡把天灾变成人祸。森的至理名言是：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才会饿死人。
2003年4月24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