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府公开疫情前夕，美国国务院撤出驻港粤领馆非必要人员，并于3月31日向美国公民发布劝告，劝大家现在不要轻易去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和越南旅游。《世界经济论坛》4月1日表示，由于担心神秘肺炎病毒的蔓延，将推迟原定于本月在北京举行的2003年度中国高峰会议。4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通告所属组织，建议各国民众近期暂勿前往香港和广东旅游。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甚至发出社论，要求"全世界隔离中国"。许多外国政治家、商业团体和旅行者都在取消中国之行。更让北京当局难堪的是，原订在今年四月访问北京的美国副总统切尼和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取消了对北京的访问。很显然，没有国际舆论的压力，北京当局可能至今仍未对疫情作出公开反应。
自一开始，中共就封锁和隐瞒致命的非典型肺炎的实情，从而导致肺炎疫情迅速在世界扩散和扩大。中共官员为什么如此刻意隐瞒疫情，草菅人命，成了国际社会指责的对象？为什么涉及百姓人命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涉及统治者政权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中共体制的政治症候群是联系在一起的，并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解释。
征候之一：民众的生命在中国的执政者心中从来是没有份量的。中共政权基本上是一个视生命为草芥的政权，不仅在战争年代如此，在今天同样如此。中共执政之后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更是高达以亿计。就是在最近数周，中国大陆死于数次煤矿爆炸的人数也超过了到目前为止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的阵亡人数。这些结果与执政者的人命意识是分不开的。当年，毛泽东主张人民战争，不惜用数亿人死于核武器来换取战争的胜利。今天，即使像龙永图这种观念极其开明的官员，其对人命的轻视也令人咋舌。龙永图，3月28日针对香港神秘肺炎流传曾经说过：香港这样报导病情，“谁还敢来”？他还说：“如果六百万人中有五十万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恐慌，但现时才三百多个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有问题。”有人评论到，按照龙永图的逻辑和比例，中国人口为十三亿人左右，用百份之八的比例，就是一亿人左右，难道非等到一亿中国人感染上致命肺炎的时候，中共才觉得事态严重？龙先生况且如此，其他官员可想而知。直到今天，在中共的价值系统中，国家财产的价值哪怕是一根木头，一只羊，也远远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并在教科书中继续鼓励人们为这样的国家财产牺牲个人生命。如果执政者在脑子里民众的生命根本就是草芥，他们怎么会在行动中珍视民众生命的价值呢？
征候之二，政府不对民众负责，不能对涉及民众生命侵权的重大时间作出及时、正确的应对。这次北京当局在疫情上的所作所为表明，中国最需要的是对民众负责的责任政府，并能针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及时正确的应对。中国的政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政府，因而也不可能是责任政府。对如此重大的疫情，政府在四至六个月之后才被迫作出反应。其应对的意愿、能力之低，可想而知。
征候之三：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民众的知情权不利于政权的安定，政府在黑箱中运作。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极其担心，一旦公布疫情，会引起公众的不安，进而有可能造成政治不安定。所以，为了稳定，必须掩盖事实，必须用纸包火。中共的施政逻辑是"稳定压倒一切"，并笃信掩盖事实就可以达到稳定。这首先就意味着压倒民众生命的价值。对此，官方并不讳言，否则不会把稳定抬到压倒一切的高度。这样的政权虽然没有能力控制疫情，但是却有足够的能力控制媒体。南方日报集团，尤其是《南方周末》和《21世纪环球报道》，所受到的及时、严厉、有效的惩罚一再证明当局钳制媒体的能力，远远高于钳制疫情的能力。这种以纸包火的做法在效果上注定要适得其反。
在统治者看来，不知情的民众更易于被统治，因此，知情权是万万要不得的。但是，对民众来说，一旦失去知情权，就会处于"夜半临深池"的窘境。政府，尤其是作为民选的政府，其作用就是为了帮助民众避免而不是制造这样的窘境。所以，越是恐慌的消息，政府越要公布，否则会带来更大的恐慌，并导致政府根本失信于民。
由上面中共当局的政治征候群，我们可以看出，中共体制的问题，不是没有卫生部这样的机构，而是既有的政府与卫生部把民众的生命安全摆在什么位置上。中共政治改革根本不在于什么机构改革，什么人员加减，而是在于观念的校正，行为方式的校正，从不负责任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把人民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人命是大事，政权是小事，这才是政治改革的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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