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隐瞒疫情 港首当其冲
在今次SARS事情中，香港成为了重灾区，李卓人认为，“最大问题是香港和中国本身是很紧密，如果香港就算做好了，中国方面不做，或是做得不够，有漏洞，其实好容易那些疫情会过来，即病毒会过境，即使是装置了红外线也没有用，因为（病毒）是潜伏的，如果他们不小心或是隔离方面做得不好，过了境后就会影响香港，……香港很明显是大陆隐瞒疫情的第一个受害人，所以做香港人很担心，因为香港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觉得我们特区政府不敢向中央政府挑战，不敢批评中央，如果是这样的话，长期下去，发生这类问题，我们变得很难保护自己，所以整件事反映出中港关系，有时要有比较强硬一点的香港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挑战与质询，然后才可以让香港市民得到一个较好的保护”
他继续解释何谓强硬措施，“就是我们现在和中国政府本身，是要强烈要求他将中国本身的疫情和隔离措施做足，如果他们那边不隔离，我们香港也不成，因为会过境。除非我们封关，但封关的经济代价很大，所以我们要平衡一下，看有没有在不封关的情况下，把病毒隔离，唯一能够把病毒隔离的方法是跟广东省政府说，他们那边一定要做好（控制疫情），不单只是通报机制，而是隔离的情况有没有做到足，我们也要知道，香港政府有责任问广东省政府或其他地区政府，他们的隔离措施有没有做好，如果隔离措施做好的话，确保（受感染）的人不过来香港，那么用红外线作为一个关闸来检查，也可能有用”
老办法对付新问题
李卓人指中国隐瞒疫情“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一路的管治是在体制上觉得不需要透明而是掩盖事情，觉得掩盖了就没有事，以前有好多事情可能真的是掩盖了就没有事，他们可能想这次疫情和以前一些灾难情况一样，去掩盖，但想不到这个疫情和其他灾难不同的地方是这个疫情可以扩散，其他的可能掩盖了没有人知，……他们习惯于将一些事情隐瞒，而又没有一个传媒的监察，迫他们有一个透明度，是用一个老办法对付新问题。”
他认为，今次在肺炎事件上，中央下令撒换两官员“是一个进步，起码他严厉地对付有份隐瞒疫情的官员，起码比香港的高官问责制好，香港的高官问责制，从来没有见到政府严厉地惩罚那些问责官员，出了错可能还说那官员有高尚情□，所以在这方面中央政府的反应显示他们也觉得用老方法对付问题是不成，所以他们的撒换官员是向世界表示他们会改善透明度，相信这是一个进步。”
但对于北京所公布的疫情数据，李卓人认为很难定断是否真实，“以前说过慌，让人很难相信，现在北京当局撒换人，希望他们也不够胆再隐瞒，到底数字是否真确，只有希望他们（中国）开放给世卫组织去看，如果世卫说数字可信，那么世界其他人也会安心。”
被记者问及中国内地两名官员被撤职，香港的官员是否也要同样付上责任时，李卓人认为，内地官员和香港官员的情况有些不同，“例如北京那边，我想最大的问题是隐瞒疫情，是真的罪不可恕，香港的问题就是开始时评估得来，没有做好准备，变成慢了去回应这个情况（SARS）。是否罪致于要所谓‘人头下地’，要彻职，我觉得是要再深入地去研究，要看当时他们拿到甚么资料，而他们的判断是慢了，到底错的程度到哪里，我觉得要有一个深入的研究，才可以做出一个公正点的决定”
港人失信心成政治死结
不过，他指出，“始终香港人现在对政府没有信心，都是董建华的问题，不单是杨永强处理这件事，而是政府在整体上没有给人信心，这是香港政治在长期以来的死结，……董建华如何努力，其实他都不会挽回到市民的信心，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政治的死结，是胶着。……好多问题是很难解决，很难反弹上来。”
李卓人分析，SARS对香港经济最大影响“就是那几个灾难行业如零售、旅游、饮食和娱乐，现在已经有公司倒闭，工人失业，我们估计现在有一到两万人，另外是那些现时放无薪假或被减薪，那些估计起码有六万人，对这班工人来讲，影响很大，除了对这批工人的影响外，最惨是接着下来要捱多久我们不知道，如果很快地恢复信心，游旅客再到香港那最好，但我们最保守、最乐观的估计是最起码要等到十月旅游业来复苏，这半年已经很难捱，另一方面，还要视乎疫情是否可以控制到，所以舒缓的措施是紧要的，但针对性不够。”
救市措施未能全面照顾
对于董建华昨日所推出的救市八招，李卓人认为：“有一些舒缓措施是受市民欢迎，如免差向，免水费或不加费或贷款，但这些措施是忽略了一班人，例如现在正在放无薪假的工人，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忽略了很穷的人，如拿综缓的人，所以在整个措施上，有一些人应该加强力度去帮的没有帮到，这是比较令人失望的地方。也有一些地方我们不明白政府为何这样做，例如退税23亿，跟着加税30多亿，对冲了等如是给钱市民去交付加税的项目，最后那个人没有钱用，因为退了税后要留钱来交付下一次的税，其实对市民或市都没有帮助，所以退税的措施是应该把钱用在需要的人身上，如不减综缓，可以帮到几十万用着综缓的老人家，所以有一些地方应该多点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