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凤凰卫视3月13日引用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两会的报道，江泽民主席3月12日在参加湖北省代表团的讨论时向在座的湖北代表们发表了7分钟的讲话以后，专门腾出时间介绍了他在湖北武汉工作时的一些往事"花絮"。他说："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问我最怕什幺，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我被批斗了三天，在高温下晕了过去，被人们用'十滴水'抢救了过来。""我这辈子就在武汉晕过这一次。文革时我是赞成百万雄师的观点的，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我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文革这段历史。"然后他又回忆了一些在东湖游泳、喜欢吃武汉豆皮、素面和喝黄鹤楼的白酒等小"花絮"〔注1〕。
江泽民在十六大上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继任了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此时仍还兼任人大第九届国家主席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他通过对湖北人大代表们轻松闲谈的方式，专门介绍自己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三天而晕倒抢救的经历和自己的档案已被造反派"查了个底朝天"的情况，本人认为他这是为了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说明自己的历史是绝对清白的，要人们对他放心。
江主席的这段对于自己历史清白的自我介绍，使人们有幸得知和了解他在当普通人时的一些历史经历，因此很感新鲜与好奇，同时却也使人不免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一、在文革时人人都声称自己热爱毛主席，江主席说他当时是赞成"百万雄师"的观点的，而以百万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武汉"百万雄师"是以最最热爱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著称的革命群众组织，因此赞成"百万雄师"观点的江泽民也应该爱毛拥毛，而不会像那些自己有什幺问题怕被揪斗清算的人那样害怕毛主席。可是在造反派问他最怕什幺时他却说最怕毛主席，这就奇怪了，他为什幺会害怕毛主席呢？据一位网友介绍说，当江在湖北代表团大谈自己这段经历时，随同的几位高级官员很是不安和紧张，湖北代表们也并没有把他的这些介绍当作"花絮"来听，而是在感到新鲜和好奇的同时心里都在问，江主席为什幺在这个时候大谈自己在武汉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的往事和强调自己历史清白呢？散会后吃饭时代表们更是纷纷议论江主席为什幺会有害怕毛主席的心理？纷纷猜测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什幺重大问题怕被发现追查清算才怕毛主席的？而他表白自己的历史清白，是不是恰恰表明他的历史并不清白呢？
二、江主席说自己因为赞成"百万雄师"观点和说了句"最怕毛主席"的话就被造反派批斗三天，并晕倒而用防中暑的"十滴水"抢救，造反派又把自己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但是江主席的这个说法似乎并不符合事实。
1962──1966年江泽民在一机部所属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1962──1965年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也在该所工作）。1966年5月，也就是文革开始之前，江从上海调到北京一机部。当时一机部（汪道涵时任该部副部长，李岚清为该部部长秘书，贾庆林是该部团委副书记，后调该部外事局）在武汉筹建重点科研项目热工研究所，即江所说的锅炉研究所，刚调到一机部的江泽民被决定派往该单位任所长和党组织的代理书记。据1990年2月3日《南方日报》一篇介绍江泽民在文革初期靠边站的文章披露，由于该所是新组建单位，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很多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其党组织的领导也是临时任命的，大多互不认识和了解，因此这个以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单位不太可能像当地单位那样形成观点鲜明对立的两派矛盾与斗争。江的档案这时也许还在上海或北京一机部，而且当时武汉和全国也还没有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因此即使该单位有造反派，也不可能因为江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的话就成立专案组，对处于三不管状态的江的档案历史去作"底朝天"的彻底调查，所以说江主席的这段话有些言过其实了。这些被江称为造反派的人现在应该都在，他们最清楚当时有没有像江所说的那样斗他查他的。
三、在江泽民十六大上继任中央军委主席和第十届人大上继任国家军委主席以后，报刊媒体在介绍他的简历时都说他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然而这种说法似乎也存在有一些疑问，而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会影响江主席是否历史清白。
本人是中国二战史研究会1980年创建成立时入会的老会员，除欧洲大西洋战场、苏德战场外，亚洲太平洋战场的中国抗日战争也是本人研究的重点课题。但据本人所知，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学校里，并没有发生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只有秘密的地下反日抗日斗争活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学生运动。因为在日寇血腥残暴的殖民武装占领之下，任何中国师生要想上街集会游行、举行抗议示威、进行罢课罢教等反对日伪、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一旦发生这种学生运动，必会遭到日、伪的残酷镇压而格杀勿论的。
江泽民1943年时才17岁。据西安的金安迪先生〔注2〕从《江泽民传》〔注3〕一书中查到江的身世资料得知，此时他高中毕业后进入汪伪南京的中央大学就读。由于在日占区，尤其在汪伪的"首都"南京，是不太可能发生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的，因此可以肯定他不可能参加这种不会发生的学生运动。所以说江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懂当时历史背景常识的外行话。此时的江泽民最多与南京伪中央大学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接触和联系，或参加了该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反日活动，而不是学生运动。但问题是，当时南京日伪中央大学里是否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存在？如果有，江是否参加了该组织领导的反日活动？如果江参加了这种活动，又有谁证明？
四、对于江泽民何时入党的问题，十六大结束后对他的简历介绍是1946年入的党，这次十届人大结束后介绍的更是明确具体，是1946年4月入的党。可是江的这个入党时间似乎也有些问题。
据《江泽民传》一书介绍，江泽民的亲生父亲叫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是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江泽民也许正是凭了这层汉奸家庭背景关系进了南京的汪伪中央大学读书的。1945年9月3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失地开始光复，国民党政府在当月26日颁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本侵华时的沦陷区公立专科以上的在校学生进行甄审。同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将上海交大、重庆交大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以上海徐家汇的上交大为校址。由于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大等6所院校被列为汉奸伪学校，其在校学生为伪学生，均要进行甄审，因此江泽民也要被作为有汉奸嫌疑的伪学生进行审查甄别处理。可是就在这时，正待甄审的江泽民却突然离校跑掉了。
据一位名叫"西林残阳"的网友在今年3月11日给我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称，江泽民当时跑到了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名叫棉花坪的小地方，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当地的一位农民收留了他，并让他在自己家中躲了半年〔注4〕。
此时抗战已经胜利，如果说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读书的江泽民在1943年就参加过中共南京和该校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或者又如果他只是读书而没有什幺叛国投敌的汉奸嫌疑问题，他完全可以像其它学生一样在校待查。可是他却在国民政府要对他甄审之时突然逃走躲了起来，这是为什幺呢？如果这次江的离校外逃之举属实的话，只可能作这样的解释：
（1）因暴露了他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怕受到国民党的迫害，由地下党安排出外躲避。但当时国民党还没有回来（国民政府直到1946年5月才重回南京，日本投降后来南京的只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接收大员），而他逃到江西藏匿又毫无外援，因此可以肯定他的这次半年避难并不是由地下党所安排的，而是害怕对他的伪学生问题进行追查清算的一种自行逃难；
（2）该校并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或者即使有，他也并没有与该地下党有什幺联系，因此在自己遇险时中共地下党不可能为他提供保护，他只能自己想办法避险而逃；
（3）他本人可能在该伪中央大学中参加了如"铁血团"之类的汉奸组织，有严重的汉奸问题，怕国民政府回来调查甄审时发现；
（4）他父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他怕国民政府查他父亲而会牵连到他。
因此江泽民感到如果国民政府对他进行甄查，必有大难相降，于是就立即"走为上"，外逃躲避藏匿。
在江泽民出逃期间，中共上海学委利用广大学生对甄审的不满情绪，发动6校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并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的半年内（正好是江避难江西永新棉花坪的半年之内）组织6校学生先后7次上街游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1月6日的示威游行，简称11.6游行），8次请愿，多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与此同时，南京、北平等地被列入伪学校的学生也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鼓动下相继行动，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引起社会舆论很大反响。因此，如果江泽民此期间仍在南京，并与中共南京和伪中央大学的地下党组织有联系，，那幺他一定会参加南京和该校地下党领导的此类反甄审活动的。但从未有过文字材料可以证明江在此期间参加过此类活动。由此也就可以推断，此时江泽民并不在南京，而是外出了，很可能就是到江西永新棉花坪避难去了。
国民政府见反甄审事态扩大，为了息事宁人，同时也准备进行反共内战（上党战役在1945年10月国共重庆谈判时就已打响），便由教育部出面，在1946年3月收回甄审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
江泽民家人见国民政府取消了对伪学生的甄审，知道危险已过，就在当月把江从江西接回，江也就躲过了此劫。江临走前在那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如果今后他发达了，一定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话，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江泽民从江西避难回来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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