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定在下午两点。中午接到电话，说卢安克转氨酶１９００，人已住院。这时再采访他合适吗？他还有心思接受采访吗？“没问题。”通知我的是《中国大学生》杂志的记者蒙令华，他说，“你跟他接触后就会发现，他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看成是锻炼的机会。”
第一眼看见蜷躺在病床上的卢安克，感觉是他太瘦了，我还没见过像他这么瘦的欧洲人。
卢安克是德国人，１９６８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又转往广西的农业大学。
他很想留在中国。１９９７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３０００块钱；１９９９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为了能在这些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１９９９年成立了个办事处。“办事处是广西外经贸委批的，教育局管不了我，我去的学校也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不过我有合法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可以做教育实践研究了。”
２００１年７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
“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
“这是个什么烂仔，把头发染成这颜色！”因为没见过外国人，乡下的老头儿第一次见到卢安克时说。
在东兰县的隘洞初中当老师时，卢安克非常喜欢去学生在山里的家。
“那边的人都对我很好。不管我到哪个村，人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免费教他们的子女。” 卢安克以办事处的名义派自己到下边当老师，不收钱。他去的学生家，都是那种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没有电视机。因为缺床，他只能和学生挤一张床过夜。“５.１长假，整个星期我都在山里走，每天大概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村里我学生的家里住。”卢安克发现在乡下，有５０％的小孩不能上初中。
他教的那个初中班，也是每隔几周就会少几个学生。特别是到了期考，一些人什么没说就突然不见了。
“我的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门课不能超过９０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试过填写２００１年的中考英文试卷，我估计自己连８０分都得不到。老师的工资要看学生的成绩，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工资，只管有希望升学的学生。普通班是没有学生能考上高中的，他们对高中已经放弃了。虽然人还在学校，可学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学下去是为了什么。学校里的生活跟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是分开的，家长的意思则是：如果考不上大学，上学是没有什么用的。”
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教育难道是只为了获胜？我不想继续跟学生一起奔跑着参加这场竞赛－－－这场一直匆忙地奔跑着，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竞赛。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
‘标准人’，他们不只是无法达到标准，也交不起学校要求的费用。所以他们在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继续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常常对我说：‘回家放牛吧！’”“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我再也不想参加这场‘淘汰赛’，我不想看到我的学生越来越少。反正他们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们家里去，我才能再找到他们。”
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作为办事处新址。他一次付了两年的房租，月租金１０元。签完合同后，卢安克赶回县城东兰，回学校上课。
天降大雨，洪水暴涨，无法过河。等他过了河赶到公路，路又被雨水冲断了。折腾了３天，他才回到县上。
３天都没瞧见老师的影儿，学生有些担心和牵挂。“我请他们原谅后说：我的办事处已经搬到你们的家乡去了，我准备在２００２年６月，开始教你们不能上学的兄弟姐妹。”
“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林广屯的广拉队是个自然村，只有１５０口人。
“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那里的人只会喝酒、打架，你连他们的话也听不懂，”县上的人说卢安克。
我问他：如果你想搞教育研究，干嘛非跑到这样一个地方？
他说：“那边的问题特别明显，也特别清楚。我想研究的教育，就是怎样发挥人的创造性，而在那边特别难发挥。如果我在那里能成功，那我在其他地方肯定也能成功。”
县上的干部极不愿他一个外国人，跑到那么偏僻落后的村里生活。“我想，先别让领导知道。”卢安克是偷偷搬到屯里去的。
他现在教的学生，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这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你认为这地方穷，主要是什么原因？”我问。
“在壮话里，连‘老师’、‘学校’这样的词都没有，像‘变化’、‘改变’ 这类词更没有。”卢安克答道。
“那常用的都是些什么词？”“最常用的，都是些谈吃的！”“他们吃些什么？”
“肯定要吃肉，但很少吃。吃青菜，有时也没有青菜吃。吃红薯，也吃红薯叶，野菜有时也吃。竹笋刚出来时，会连着几个星期都吃竹笋。其它东西出来，就吃其他的，几个星期之内都不换。老乡们说：肉可以不吃，但没有猪油就活不下去了。”
屯里人觉得养猪太累，不想种那么多菜，所以卢安克在学生家里吃午饭，只有饭吃，没有菜，早晚也只有一种菜，比如红薯叶。
“你能习惯这里的生活？”
“这里的人总是要吃东西，不按时睡觉，还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那边是酒文化，家家酿米酒，有人天天喝醉。这里小孩的头，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活，习惯了被打。”
小孩子反倒觉得卢安克奇怪，问：“你为什么不打人？”
“我不喜欢打人。”“你个子那么高，你应该喜欢打人。”“不，我不打。”
开始时，村民常走进课堂，对卢安克说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马上停课去帮忙。他跟去了，发现只不过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里很生气，不过因为太害羞，我也无法在脾气上表现出来。”
“我从外面走小山路回来时，经常有人不让我回家，要求我这个‘好东西’
一定先去他家吃饭。可我去了，他们会搞得很罗嗦，天就黑了，我无法回家上课。只有我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出去，我才有机会真正做事。”
他还发现村里人特别爱热闹，很怕“闷”，而且也怕他“闷”。由于怕闷，这里的人喜欢在家里搞得四处不安。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村民随时可以走进卢安克的房里，把他的东西和工作也搞乱。
看见他一个人在山上或野地里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边写书，老乡就以为他很闷，过来跟他聊天，“帮”他解闷。“我怎么会闷？我每天都要思考很多问题，考虑怎么能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和环境。我不是怕闷，而是怕找不到安静去做我的研究。我觉得，只因为不喜欢思考问题，他们才会闷。在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中，人无法作任何有道理的思考。”
卢安克解释说：“人类的发展，最早是没有个人的，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个人的思想、意识，人都是依赖环境、依赖团体的。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样？他就无法回答。他们全都靠环境，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不相信能有任何改变。”
我问他：“你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个群体，流传的是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你语言又不通，能改变得了他们？”
“如果仅仅靠教育手段，是改变不了。我改变他们的方式可能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要给他们看到，在一样的环境中，我能做到跟环境不同的东西。他们可能从没想到，一个人还可以做跟环境不同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
过了３个月，村里人再也不请卢安克旷课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见到他会不好意思地说：“呵，我已经喝够了！”
有一次，因为分田的事，另一个屯的人打了林广屯的人。那天卢安克正好从外边回来，看见那个被打的人躺在田里，淋着大雨，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的亲戚来了，只是把他盖好。卢安克问：“怎么把他留在这，快送医院。如果没钱，我来出。”别人说要把人留下来做证据，还说要等什么领导过来才能决定。“看他们用８个小时大声讨论还没动手，我心里急死了，也没见他们等的人来。天快黑时，他们才同意和我带受伤的人去医院。我那一天觉得，生命怎么会低于面子。”
“事后，我们讨论这件事，看法不可能一样。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种，以前他们想不到其他的。通过我的生活方式，能改变他们多一点。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
为了怕老乡们误会，开课前，卢安克曾给学生家长写了１１条事项：
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老师不接受任何费用，需要的只是给卢安克吃饭（不吃肉）。另外，活动也不能直接给参加活动的小孩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开展的教育活动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学生听课，更不是分开上不同的课。开展的活动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
学习的目的是让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让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据自己的个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务，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发现的需要做事……
来上课的，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而且听不懂普通话，只能说壮话，而卢安克又听不懂壮话，只能说普通话。开始几天，有大人帮忙翻译，但他们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总是对学生说：“看，卢老师多伟大，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解决文盲问题，让我们村富裕起来。”
“我不是来扶贫的。”卢安克说。“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弱和不健康。”
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结果帮他翻译的人翻成：“ 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
一开始，听卢安克总是问这类问题，学生便跟村里人抱怨说：唉！上一小时课，还不如干１０小时活呢，上课太累！
自打卢安克开课起，他的家就成了村里的“热点”，非常闹哄。
“第一个月，屯里和屯外的大人跑来看我搞什么，我不认识的大人在我上课时，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也大声地对我的学生说话。老人对学生说：这种教法没有用。我和学生请大人安静时，他们又说：我们是本村人，我们就随便一点吧！在我们的‘教室’里，最安静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课上，我也经常没机会说话，有时，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我们只能提前下课。要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我们。”
为了让学生勇敢地讲出心里话，他不让学生坐在下面望着老师，而是一起围着张大桌子。大人们来了说：“这样做不行，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在一个桌子边。你必须用黑板，这样才像学校。课本在哪？你不能没有课本发！”
“我说：如果我用已经完成的课本，我们的学习过程，永远不能成为学生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在我的课上，经常变成了大人和我的争论。看到我和学生安心学习的时间在失去，我越来越小声地对那些大人说：我不是想办学校，我想搞素质教育。”上课时，卢安克还很难找到没有喝醉、又不抽烟的翻译。幸好后来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孩成了卢安克的固定翻译和得力助手。
过了两个月，大人们的好奇感才过去，但他的学生兴趣却越来越大。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后，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也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学生说：“我去坡拉拿米（退耕还林后返粮），本来应得３００斤米，回来找人再秤一次，结果只有１５０斤。”
“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问爸爸要钱去读书，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六七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地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学生说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
“我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得好看，不过比他们更能表达真正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文章并练习念。”
卢安克还说，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可农村学生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
“所以，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
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最难的事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
“我想让学生先发现我们班里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她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什么是她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
我乐着问卢安克：“屯里人觉得你是个‘好东西’呵？”“也有人觉得我是个可以利用的东西。”他也笑起来。
“利用你干嘛？”“找钱。”卢安克乐着道。
“他们经常要我到县城找领导人，说服他们给钱，还说只要我去说，肯定能给，但我不可能去要。”
有一天，屯里的人又要卢安克帮他们找县领导，要县上给屯里修第二座桥。村里刚根据政府部门的设计把第一座桥建好。“可是，我在过这座桥时，感到非常‘干渴’。以前，在这里过河时有一种特殊的、非常凉快的感受，我觉得有了这座桥就少了一种感受。”卢安克说。
能不能设计一座走过时保留凉快感的桥？能不能让学生从河的感受中来设计第二座桥？ “所以我对屯里人说，我想先和学生自己来设计桥。”
每天上午，学生农活不忙时，卢安克先不管现不现实，让学生乱发挥想象，后让她们在他的帮助下去画图、做模型、做实验。
可学生觉得这些只是玩，她们的想法和设计不会有用。她们说：“我们希望由上面的人来安排，让我们来做。”卢安克问：“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学生，希望我只让她们做几亿人都已找到答案的作业题？而不愿意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一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我的学生，只有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她们的生活才能改变。”
卢安克改变了他的教学计划，在晚上的普通话课上，再也不让学生讲自己经历过的事，而是让她们讲将来打算做的事情。然后一起慢慢分析，讨论怎样实现。
“这样，普通话课也支持了创造计划的思想。”
为了桥的设计，为了了解建桥需要的力学，他们用纸、泥土、铁等材料，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来做实验并画出了规范、按比例的图，再根据图做出个很细、更好的桥的模型。经过多次把实际立体模型的结构转到了抽象平面的设计图，再把抽象的设计转到实际立体做出来的模型，使学生越来越具体地控制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天，他们练习做房子模型，卢安克问：“这是我们的房子，那邻居的房子该怎么放？”他让学生把整个村的房子，都放在各自的位置，又画出怎么走到各家的路，这成了学生见到的第一张地图。第二天，他又领学生上山，根据看到的情况修改地图。
过了一段时间，卢安克问学生：怎样才能在图上，计划改造队里的环境？学生说最难受的是路。队里实际上没有路，人都在排水沟里走，有太阳时又晒又热，雨天又不能走。卢安克和学生一共设计出３条小路：雨天人也能走上去的路，根据人和水牛不同需要的路，边上需要种树的路。
“我哥哥知道学生的方案后感动了，他马上用２８００元人民币鼓励我实现学生的计划。我想，假如先有了钱，很难有我们这样的设计出来。事情往往都是先有想法，后有办法。 ”
接着，他们贴出一份报告：１，卢老师的学生做了一个要改造广拉队的设计方案。根据这个设计要修好队内的主要３条路，还要在队内种一些树；２，卢老师的哥哥为了鼓励我们队实现学生的设计给我们队出４１０欧元。如果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前没有完成，就要退这个钱，让他资助其他地方的项目；３，现在我们请广拉队的同志们提出实现学生设计的方案，就是说怎么管理和花４１０欧元（材料／工资），怎么安排劳动力等；４，如果有人用卢老师的哥哥出的钱搞项目之外的事（比如借给别人、请客等等），卢老师就要停止在广拉队的教育工作。
事情一下就在村里闹开了，队里人看到报告后立刻开会，然后行动起来修自己的小路。卢安克的学生是小路的设计师，在村里感到很荣耀。她们第一次为了设计课紧张起来，忙着参加她们原来说没有用处的学习。
这时，卢安克教数学，学生接受得特别快，很快计算出修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多少沙子和每个人要扛多少等等。
“在我们去河边要沙子时，学生问：下午我们不上课吗？她们还不懂，我们的设计项目变成真的了，我们的思考已经转入动手阶段，这些都是我们的课。”
这条宽仅０.６米，长不足３００米的小路如期竣工，广拉队家家户户都有人参与了筑路。
卢安克说：“从前他们认为：反正在这个别人看不起的地方长大的人，在社会中是没有什么机会的，生活不可能改变，所以也不再追求什么。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已经放弃的人来说，所有的压力都起不了作用，能起作用的只有相反的，就是拉力。”
我又替他总结了一下：“在教育上，你主要是在培养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要有改变自己生活的梦想？”
“还要发现环境的需要。这是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的需要，二是根据环境的需要，你自己能做些什么。”卢安克补充道。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
采访中，不断有医生护士进病房送药、问诊。医生问他以前动没动过手术、输没输过血？他说没有。“你家里或周围人有没有得肝炎的？你在广西那边的农村得肝炎的人多吗？” 卢安克说家人没有，至于村里人，他说：“这个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没钱上医院做检查。 ”平时卢安克是在学生家轮流吃饭。
卢安克现在的开销是由父母给的，每年４８００元人民币，其中２２％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４０％用于捐款，３８％学生和他个人用。
“别村的小学老师觉得我非常奇怪，有一次见到我，他们在地上写道：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赌博、不恋爱。然后看着这些字问我：你还为了什么生活？我说：别人不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他们又说：如果没了这５种享受，我一切的生活目的就没有了。我说：如果我没有比这５种享受更有意思的追求，我早就没有兴趣活下去了。他们又问：你会不会签名一辈子不要这些？我说：不，因为我不是给自己定下不要这些，只是我现在对这些没有兴趣。”
我问卢安克：“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他答。
“做了这些事后，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蛮多的。发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有了结果又会怎样？”我接着问。
“我就写在书上，发表到我的网页上，让别人知道，别人能利用。”每隔１０天，卢安克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他有自己的网页和邮箱。
他说自己的书，主要是想让老师们看。“综合实践课，这个课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卢安克还说每隔半年，他都往有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
“没政府官员或专家来找我，找我的人，都是对我个人感兴趣的。”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曾报道过卢安克，所以找他的记者不少。在东兰县教初中时，校长一听是记者的电话，就会高兴地把卢安克从教室里叫出来接电话。有记者请他到深圳接受采访，全程免费。“可我说，我怎么能逃课？一个只因为有上电视机会而逃课的老师，是爱学生不够。”
他对许多报道不满意。“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在农村生活的外国人，这有什么用？从没有媒体想报道我教育研究的东西。”
卢安克每次来北京都是坐火车硬座，上次是从广西一路站到北京的。在北京，他跟民工一起吃街头盒饭，租最便宜的农民房住。两周前，他感觉身体特别疲劳，很不舒服，不爱吃饭，才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医生让他马上住院。
我问卢安克：你为啥不跟一些国际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这样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
“我不需要很多钱，我研究的那个东西，有钱也没有用。也可以说是精神的研究，用物质帮不上。”
他又说：“如果我有钱，或我有权利来安排钱，会有越来越多人找我，我就没法安静做我的研究；他们和我接触时，为了得到好处，也可能变得不老实，我就无法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了。”
曾有人想让卢安克当“青年志愿者”，希望他成为广西第一个外国志愿者，还打算让他参与大量公开的宣传活动。
“要我参加各种各样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动，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并需要安静。我更不想参加那种好看的、没有什么帮助的活动，还说要经常到大饭店里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以外还能做什么？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还听说共青团发工资给我。我怎能当这样的志愿者？”
现在，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
“刚开始常常影响我上课的人，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小孩不愿意跟父母说的话，爱跟我说。这次来北京，那个说我这样教没有用的老人，也哭了。”每次离开屯里，学生都会哭，他们觉得，卢安克走到外边，就再也不会回他们那个穷地方了。
我问卢安克怎么打算？他说现在只能先待在医院治病，然后再回林广屯。
“我想以后不教普通话，不教项目外的东西，而是全部做项目，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她们。项目是根据学生的才能，根据环境的需要来定，我还想在坡拉乡，再多几个村子来做。”
卢安克还告诉我，一旦他和学生找到了要做的项目，他的双胞胎哥哥卢安思也会来。
“他参加了绿色和平组织，负责攀登和拍摄，要爬到大厦、核电站、美国军舰上搞，拍摄的东西是直播的，他常常被人家抓。”
我问他，你哥哥来了能做些什么呢？“他除了不能讲中文外，其他的都可以做，他会待上半年。”
３月４日，卢安克告诉我：书稿改完了，身体完全康复了，马上就动身回林广屯。
卢安克，一个德国人，以一人之力，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