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100%“行贿率”

吉林省靖宇县──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牺牲的地方，连城镇人口的月平均收入都不足23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级贫困县，而县委书记李铁成却生财有道，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受贿。在官场腐败成风的今天，这或许算不上什么，问题出在李铁成东窗事发之后，露出的那份长长的“行贿人名单”，县委、县政府机关各部门、基层乡镇，乃至省直、中直企业等一百多个单位无一遗漏，全县160多名科、局级以上干部，除了李铁成本人和他的妻子，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向他行贿，“行贿率”达到100%。李铁成这个受贿总额不过144万余元的芝麻贪官因此而名扬天下，为媒体所关注。他在“悔过书”中说：“这钱是送给县委书记的，不是送给李铁成的，换成了孙铁成，他们也照样送。”可谓一语破的，无论是李铁成，还是孙铁成， 只要掌握了一地的无限权力，无须索贿，甚至连暗示也不要，谋求升官发财的人就会像苍蝇一样闻权而来，这是绝对权力导致的必然结果，并不会因人而异，个人品德的高下 改变不了这一千古不易的规律。

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在世界上都说不上什么稀罕事，但100%的“行贿率”却是罕见的。面对100%的“行贿率”，仅仅追究受贿的贪官已远远不够，难道行贿者就是无辜的羔羊吗？如果不是那么多行贿者心怀不可告人的目的，100% 的“行贿率”又何以可能？在一个拥有100%“行贿率”的地方，就算有一、二清官又能如何？即使有了清官，要么同流合污变成贪官，要么面临着欲做清官而不得的尴尬处境 ，县官夏一松在安徽的遭遇不就是一个活的见证吗？李铁成被判刑15年不应该是此案的结束，靖宇县更不是什么孤立的例子，它只不过是整个中国的缩影而已。

70年前，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面对国民党的腐败，曾愤然写下《怎样打倒贪污？》一文，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任何一个时代找不出这么多的贪官污吏； 大官可以发大财，小官可以发小财，自上至小，彻头彻尾，差不多都进行升官发财 ！”那个时代在王造时眼里已经够腐败的了，但这位政治学博士恐怕怎么也想象不出100%的“行贿率”来！为捍卫白山黑水献出了生命的杨靖宇如地下有知，也不知作何感想？

所以，李铁成的“悔过书”倒像是“控诉书”，是一个贪官对一个让他成为贪官的制度的控诉。他，还有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根植于这100% “行贿率” 的深厚土壤中。其实，行贿者本身也是受贿者，小官在向大官行贿同时，也在接受他人的行贿，这是一条环环紧扣的链条，本来每一个环节都是肮脏、见不得阳光的，因为有了“100%”而显得冠冕堂皇。这样的恶性循环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一条《“肥差”减“肥” 滋润“清水衙门”》 的消息似乎让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在中国，许多表面上看起来同一级别的衙门，实际地位、利益等却并不相等，即便 是同样级别的官员也有“肥差”和“瘦差”之分。比如公安、建设、工商、财税、教 育、房管等部门，掌握着人、财、物等“要害”权力，公务员的收入也水涨船高，要比 同一级的“清水衙门”高出三五倍、甚至十几倍，更遑论其他灰色、黑色的收入。“肥 ”、“瘦”差距之大使平级官员都无法正常调动，辽宁抚顺县公安局副局长张永清调任 司法局副局长，从“肥差”变成了“瘦差”，他因此对县委书记怀恨于心，于是雇人将 其杀死。这一骇人听闻的雇凶杀人案背后，露出了当今中国官场之冰山一角，为了捞个 “肥差”──从“瘦差” 变“肥差”，或避免“肥差”成了“瘦差”，几乎只有一条 路可走， 就是向掌握着人事大权的“一把手”行贿，管他是孙铁成、还是李铁成。张 永清为失去“肥差”而杀人，其他人为了得到“肥差”而行贿，那又算得了什么？ 100% “行贿率”的产生因此一点也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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