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劝娘:“挨不住,就跳河吧!”

发表:2003-02-26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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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只能闷在心底,这是文化大革命,是社会问题,是中国事。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我不能讲给大弟听。

“二姐,我想跟爸爸说话,他还健在吗?”

“爸爸活着,可是他聋了,听不见,不能接电话”,

“为什么?为什么聋了?”

“人老了,一点也听不见,他住在我这里。”

脑海里又浮现了悲惨的片段,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军人,敌伪时代留在北京赋闲在家里,不肯为敌伪作事;解放后在家里安享晚年。文革风暴来临,历史是抹不掉的,不管有无罪恶,一律是“反革命”。父亲喜欢的古玩、字画,破四旧时遭一扫而光。挂牌游街,最后红卫兵逼他喝下“DDV”。当我到家时,他已被打得皮开肉绽昏倒在地,伤口上还被撒了盐和烟灰。我忍着悲愤,借了手推车,把爹推到部队医院。医生先问:“什么成份?”

我说:“成份不好,请您本着人道精神救救他吧!”灌肠后,我又把他推回家中,从此,他再也不能发声,耳朵也聋了。

一个夏日的早晨,一位好心的工友偷偷的对我说:“你父亲还在屋里呀?今天红卫兵在先农坛开会,学校里走得没人了,你还不赶快把你父亲送走。”感谢他的提醒,我赶紧把父亲送到两千里外的老家。这些事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弟弟。

电话里我和大弟相对哭泣。

“二姐,你有几个孩子?他们在上学吗?”

“我的儿子六六年大学毕业,分到大山上,和工人同吃、同住、劳动。女儿六六年初中毕业,到黑龙江参加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学本领。”

“好哇,到农村去学本领,太好了,不会再象咱们小时侯,韭菜麦苗分不清,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大弟还真开明,终于给电话监听得人一点安慰。

他又问了许多亲戚的近况,我还是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一一回答,因为我知道说多了对自己无益。

最后,“二姐,我要给你寄钱去,我在美国一家航空公司做事,已经作了十几年,我会寄钱给你。”

这下子可把我给吓坏了,接受美国的寄款,岂不成了特务经费?恐惧心理使我说话也语无伦次。“不要,不要,千万别寄钱,我生活很好,不愁吃,不愁穿。真的用不着寄钱。”

我每月78元工资,六口之家,勉强维持,比起当时常说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我满足了。

45分钟的电话挂断了,我带着喜悦而又沉重的心情,来到驻军办公室找军代表汇报。“老杨,我接到弟弟从美国打来的电话,我的社会关系又转到美国了。”

“好哇!你可以给他们写信,谈谈你的幸福生活,别谈政治。”我感谢他的“宽大”,可是我心里还是揣着一块石头。

中美建交了,改革开方之后,使我有机会于八十年代两次赴香港与哥哥弟弟们团聚。又使我在九十年代两次赴美探亲。在国外我游历了许多地方,使我大开眼界现在我已到了当年娘的那个年龄,比起二老,我的老年是幸福的。每年我都会到二千里以外的老家,去探望二老。但往事怎堪回首?

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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