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７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在下面搞“四清”。７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８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１２月９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１１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毛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５个小时，主席听了５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毛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１２月１０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到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上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桔子。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了她与主席的谈话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１９６５年５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⒈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⒉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
⒊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⒋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雷英夫和我在一个小组，表现十分活跃，大讲罗对毛、林的不满，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在１２月２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现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很不明朗。贺龙讲了几句。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消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现在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
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１３日会议结束。
１６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来应该由在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有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判罗瑞卿了。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毛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人的事情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的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迷信中医。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一件事，高级干部应该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与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高岗这条线。斯大林和高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１２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９０％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彪在一旁说９９％。“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彪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作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彪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有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二）一九六六年三月
１９６６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１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的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２月２日至２０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３月２２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军委。纪要经毛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彪报中央，４月１０日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下发。
３月８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８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
总理赴邢台视察后，１２日到１６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１６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１７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５时，我们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毛主席讲吴冷西，乔木，“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还是中央秘书长的角色，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３月１８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以后事态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任何结论么。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３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愤，光听会上揭发的事，那么罗的问题就大了。
２０日上午会议结束。
２１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２３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三）一九六六年四月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４月９日－１２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１４日从邯郸返京，１５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饭店（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的？３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我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以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话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２０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知道事情大了。
会议还没有正式开，１８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４月１６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发表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文章我始终没有看到。我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４月１８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记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１９日开始开会。
２０日，２２日，２４日，２５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意在那里住，他愿意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联系较多。１９６５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都在西泠饭店。吃过饭，出去散步，六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和彭真并行，并且都不和他说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１９３８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是我们也只讲点废话，“天热了……”等等。谁也不敢讲正题。
４月２１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