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张思之、李会更二律师同意为阿安扎西做二审辩护。
12月18日，居住于甘孜州理塘县的自仁鲁鲁（阿安扎西的亲叔叔）把签字后的委托书传真给两位律师，同时通过邮局发出正式委托书。
12月25日，在收到自仁鲁鲁的正式委托书之后，李会更律师给四川省高法打电话，找到阿安扎西上诉案的承办人──刑事一庭的王静宏法官，给他传真发去两位律师所属事务所的致四川高法公函，以及自仁鲁鲁的委托书（原件随后以特快专递发四川省高法）。王法官电话确认收到传真件。
在电话交谈中，王法官表示案卷已在四川省高法，李律师问到二审是否开庭审理，王法官回答尚未决定。张思之律师当时告诉我这是好消息，因为中国多数二审都不开庭，此案若能最后定为开庭审理，对辩护显然有利。
第二天，12月26日，王静宏法官打电话给李会更律师，核实传真件上字迹不清之处，询问自仁鲁鲁与阿安扎西关系，并问两位律师何时可以到成都阅卷。王法官有一长差要出，但表示可以在时间安排上与两位律师日程配合。李律师回答定于1月6日星期一一早到四川省高法阅卷。
是日，我去两位律师所属的事务所交费。
星期五，也就是12月27日中午左右，李会更律师再次打电话给王法官，确定会见阿安扎西之事。王法官告之阿安扎西仍然关押于康定，并给李律师介绍了从成都去康定的路线与路况。因阿安扎西不懂汉语，两人就翻译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王法官认为，因为理塘藏话有浓重地方口音，北京或成都的藏语翻译不见得能懂，王法官慷慨允诺，可安排当地部门给两位律师会见阿安扎西提供合适的翻译人员。
12月28日，几位建议人代表在京瑞大厦会见张思之律师，虽然发现身边有人监视，大家还是都为情况顺利进展感到欣慰鼓舞，似乎看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可喜进展。张律师对四川省高法的配合态度给以表扬。有的朋友甚至据此认为，也许阿安扎西真的参与了爆炸案，法院方面证据确凿，信心十足，否则怎能如此顺利地接受张、李两位律师？我对友人解释，即使阿安扎西最终被证实的确有罪，我们为他聘请律师至少可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向世人证明审判公正，二是让藏人知道，汉人中有人关注他们的命运。
当晚，我写出张思之律师承接阿安扎西上诉案的消息。第二天，看到一些网站陆续刊登。
因为两位律师去四川办案费用尚有缺口，我便忙于筹资，以及为两位律师做旅行方面的安排，并同时考虑律师的努力和四川省高法的公正审理可能导致案子改判，甚至退回重新侦察，那时律师需多次往返川京，经费如何解决？
我不知道四川省高法的王静宏法官为何会突然改变原本他对张、李两位律师为阿安扎西进行辩护的认可，但我却难以相信王法官拿到桌面上的理由。作为案件的二审法官，他为何在上周星期五中午还与北京律师密切接触和商讨，隔了一个双休日，在星期一刚上班就知道阿安扎西委托了甘孜州律师？按照他对李会更律师所说，那两位甘孜州律师已经为阿安扎西提交了书面辩护词！难道律师写辩护词不需要看案卷吗？而且王法官他第一次与李律师通话时就表示，案卷已经在四川省高法，也就是他手里！甘孜州律师究竟是何时写的辩护词呢？又为什么一直不让他这个二审法官知道他们的存在，却在法定休息日中冒了出来，提交出已经写好的辩护词呢？
王法官这样做，我相信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否则他没有必要在开始阶段那样配合，肯定是另外的、比他强大得多的力量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王法官所提的理由太过拙劣，等于是在自己打自己嘴巴。然而他除此也是别无选择。只有用这个理由能够排斥掉张、李二位律师，因为在法律上，阿安扎西本人对律师的选择权优于亲属。而我们虽然不相信阿安扎西会自己去选择律师，或者我们相信阿安扎西肯定愿意接受亲属给他委托的律师，但这时我们就会掉进卡夫卡的城堡──因为除了当局，无论谁都无法见到他，因此他的意见是什么，就可以成为当局按需要自己来说的。
事后知道另一个情况，就在12月27日星期五那一天，警察去了理塘自仁鲁鲁的家，就自仁鲁鲁委托北京律师一事，对其进行了斥责与威吓。看来来自王法官的变故并非是一个单独行为。
有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这样看重律师，非要计较由谁来当律师呢？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把张思之、李会更两位律师换成甘孜州的律师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会导致本质的不同？原因就在于，律师是有可能打开中国司法黑箱的唯一渠道。然而律师发挥这个功能需要具备一个前提──即律师必须是站在被告立场上，而不是仅仅充当伪装法治的摆设。
甘孜州早在阿安扎西案一审开庭前近四个月，就在全州上下开展了“揭批阿安扎西的运
动”，我们如何能够相信，生活工作都在甘孜州的律师能有勇气反对甘孜州当局（而非法院）对阿安扎西的定罪呢？我们在建议书中提出要为阿安扎西聘请四川省以外的律师，道理就在这里。因为阿安扎西的案子不会仅仅是由甘孜州当局决定的，而应是先由中共四川省委高层拍板，再由党的政法委书记召集公检法"统一意见，联席办案"。所以，四川省内的律师都无法做到彻底独立，何况乎甘孜州内的律师？
其实人格独立如张思之先生那样的律师，在中国也无法改变“党”所决定的案件。张律师为之做过辩护的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等，没有一个胜诉。然而在那些案件中，至少司法当局还没有试图阻止张律师承接辩护，甚至还有促请（见张思之《魏京生案辩护纪实断篇》）。因为司法当局知道，所谓“颠覆”、“煽动”、“泄密”之类的罪名，如同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辩护是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而阿安扎西案却不同，爆炸的罪名没有可以混淆黑白的含混地带，要么是有，要么就是没有。如果判处两个人死刑的是一个栽赃制造的假爆炸案，一旦有独立律师介入，就会像纸包不住火一样真相大白，无法狡辩，也无法维持原判，而且会使一批栽赃陷害的人暴露于光天化日。
我这样说，目前仍只停留于逻辑推理，还未确认就是如此。然而这逻辑是那样强，让人很难不这样想下去。阿安扎西如果真地是和爆炸案有关，何必要用如此拙劣的方法阻止外面律师介入，非去指定两个当地律师呢？那是应该巴不得开上一个现场公审大会，让所有人都“接受教育”呀。现在，原本认为阿安扎西有可能参与爆炸案的人，在得知这样的变故后，都认为此案必有极大冤情。
张、李两位律师及阿安扎西的亲属，目前都已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对事情的发展，我们正在拭目以待。
2002年12月31日 凌晨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