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十六大与中国权势的转移

十六大产生了中共新领导层，高层权力配置的构架已经出来。外界已经对这个权力构架作了诸多的评介。但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十六大完成了新、老领导层的更替(leadership succession)的话（实际上，人们对这一点也是可以加以疑问的），中国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则是刚刚开始。高层的权力运作模式究竟会怎样形成不是外界现在所能猜测得到的。与高层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相对照，笔者认为，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反映了中国政治中一些更为深层的权力分配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更能影响中国政治的未来进程。

第一，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地方势力的崛起。这次政治局9人常委中，有4名就是地方大员（贾庆林、黄菊、吴官正和李长春），在15人的政治局中就有8人是地方大员（王乐泉、回良玉、刘淇、张立昌、张德江、陈良宇、周永康、俞正声）。如果加上来自重庆的贺国强的话，力量更加强大。地方力量的崛起早在邓小平时代录用赵紫阳和万里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趋势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地方力量的崛起如果不是意味着中央权力衰落的话，至少表明地方在中央的声音有增强的趋势，和中央权力保持一个平衡，甚至是稍微超越中央的权力。

再者，这个趋势也意味着官员的职绩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地方大员的成绩似乎要比中央各部委官员的成绩更好衡量一些，因为所谓的职绩主要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的，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还是在地方。实际上，在计划经济不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已经不可逆转。自赵紫阳以来的事实也证明有地方大员来主政要比中央大员好，有成效。

第二，东部沿海地区力量继续占统治地位。在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中，有9人来自沿海地区，即贾庆林（北京）、黄菊（上海）、吴官正（山东）、李长春（广东）、刘淇（北京）、陈良宇（上海）、张立昌（天津）、张德江（浙江）和回良玉（江苏）。而内地省份的只有4人，即王乐泉（新疆）、周永康（四川），俞正声（湖北）和贺国强（重庆）。实际上，内地在高层的代表的象征性意义多于实际的意义。如王乐泉进政治局是为了配合中央目前反恐和西部开发政策的需要。东部沿海主导中国政治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人们早已经发现从1992年的十四大以来，中央委员中有一半左右便是来自广东、浙江、江苏、河北、山东等主要沿海省份。

沿海和内地的这种权力配置方式有多种意义。首先就是经济主导政治。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不仅有地理上的关系，和地方领导人也是分不开的。他们进入最高领导层不仅表明他们的成绩，也说明高层的政治路线仍然是以推进经济工作为中心，特别是推进私营企业的发展。发展私营经济有方的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这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有其中的意义。其次，这种分配方式表明党内并不存在一种民主的机制。权力的分配是以一个省的经济重要性而非民主精神来进行的。再次，结合中共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的政策，这种权力配置方式更有意思。中共会不会放弃传统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的立场而转向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沿海省份在高层政治中的崛起很能说明问题。这次十六大上来自沿海的私人企业家代表的高姿态的表现也配合这一发展趋势。当然，这种区域间权力分配的绝对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于各个区域之间的整合的。

第三，所谓的“太子党”的崛起。这次可说是“太子党”的一次大胜利。现在，他们在政治局常委中有曾庆红，在政治局中有俞正声（湖北省委书记）。不仅如此，在地方层面，“太子党”成员也纷纷成为第一把手，如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辽宁省长薄熙来和吉林省长洪虎等。在邓小平时期，因为他们的父亲辈还在台上，还没有轮到他们。邓小平等领导人也不喜欢看到很多高干子弟在台上，这样可以改进一些共产党的形象。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高干子弟开始上升，因为高层感到这一政治阶层还是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希望失去父辈打下的江山。

高干子弟的崛起当然也和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能力有关。不能说他们全凭关系，一些人还是很有能力的，形象也不错。很多成绩平平的高干子弟没有能够继续留在政坛也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说，太子党这股政治势力不可低估。有更多的高干子弟现在停留在商界，非常富有。现在在政治领域有他们的人马。这两股力量如果结合起来，会有非常大的力量，甚至可以改变中国政治目前的这种局面。

总而言之，上述权力配置可以说已经相当制度化，它们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甚至左右中国政治的发展方面。如果高层政治经常表现为一出出戏剧，上述这些因素则构成了这样那样的戏剧的总体背景。

原载《信报》“中国局势”专栏(12/22/)(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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