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崇拜，神化领袖是极权主义最鲜明的标志。也是国际共产运动最丑恶的遗产。二十世纪三大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无不以此给人类带来罕见的浩劫。中共经济改革初具成效，完全是文革后摆脱毛的个人崇拜的结果。出人意表的是，来到新世纪，曾给中国人中国文化带来空前灾难的个人崇拜这个妖魔又君临神州。如果说毛的个人崇拜是疯狂的、野蛮的，那么，江泽民的个人崇拜就显得极其滑稽可笑。近十年来，这个人的“戏子”之名，早已深入人心，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江比之那些红色殿堂的偶像，既无理论，也无革命、战争和政绩的创举，只是千万技术官僚中的一员。却公然把自己摆上神坛和马列毛邓并列。
江和他的少数造神者，倚仗中共传统的权力垄断，在组织和理论两方面制造了这场闹剧，高潮就是中共十六大。
组织上：退出常委 走上神坛
从组织上来看。首先，十六大的议事程序，突破了共产党专断独裁的纪录。观察家都看到这次大会只是江泽民一个人的独脚戏，却没有留意到它已经远离了共产党的传承伦理，尤其对极端重视香火永续培养接班人的中共而言。一九五二年苏共十九大斯大林让接班人马林科夫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五六年中共八大，六十三岁的毛泽东只作开幕词，政治报告由刘少奇作（另有邓小平修改党章报告与周恩来五年计划报告），以后每况愈下，但都没有改变党代会让接班人亮相的做法，毛晚年的九大、十大都有林彪、甚至王洪文作报告的重要角色。毛死后，邓复出，十二大、十三大都是让新领导胡耀邦、赵紫阳作主题报告。
因此，如果江泽民有诚意交班，在他已经作过十四大、十五大两届大会报告，年届七十六，行将引退之际，十六大的中央报告完全应该给已经候任十年（史无前例）即将接任的胡锦涛来作。为了突显江的至尊地位，他可以致开幕词或闭幕词，而完全无损报告中贯穿他的意旨。会前我即以此作为重要的观察指标，果然，江没有如我所想，而是独揽一切，并不嫌其丑地创下共产党大会报告只念摘要的纪录。江为甚么这样独断独行？
从报告中对新老交替世代换班这样重大的事只字不提，突破党代会以总结本届五年工作为主的惯例，大谈他当权的十三年，可以看出，江是蓄意贬低和忽视胡的接班而不放过他最后一次党大会作秀的机会，以强化他明退实不退的地位。大会开得之封闭保守，了无生气更不在话下。
其次，所谓三个代表写入党章而不冠以江之名，早在意料之中，当然不是北京御用学者所说乃是“出于江的谦虚风格”，而是“有贼心，无贼胆”。但是公众仍被耍弄了。会后公布的新党章中竟在总纲中塞进了一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前文以毛邓为代表的两段文字相并列。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破了毛之后健在领导人不写入党章宪法的定规。邓在世，其“四项基本原则”早已写入党章，尊荣之高，不在江下，但生前并未列名于党章，一九九二年十四大、江大捧“邓小平理论”，也未把邓小平之名列入党章，只是在邓死后的十五大才将邓名入党章。何故？因为党章第十条明文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邓小平不愿破例。二是江要给自己打一个万全之策的保票。在中共的体制内，任何英雄荣誉称号，远比不上名列圣坛，党章具有宪法一样圣神不可侵犯的至高法定地位，名列党章就成了共产党的圣人，即使以后发生甚么变故，要否定其人也非易事（文革乱来，列名林彪入党章宪法当属例外）。
第三，安插大量亲信于党政军权力高层及要害部门。这项部署尤以邓去世后，十五大以来最为频密。表现在这次十六大上，有两个大动作，一是将李瑞环从留任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拉下来。按照十五大高层的约定留任年龄以七十岁划线，李现年六十八岁，只比新上任的常委罗干大一岁。因为李江二人一直存在不咬弦的情况，江恐李留任，会成为未来新班子中的异己力量。二是最高权力常委班子原定七人，已有四人是江系人物，后在大会期间取九人方案，江系人物增至六人，即曾庆红、吴邦国、黄菊、贾庆林、李长春、吴官正。他们或为上海帮亲信，或为劝进拥江的地方诸侯与京畿大臣。其中民望甚低、涉嫌贪腐的贾庆林，黄菊，江更是在大会前将二人上调中央，摆明入常委的架势。江这轮人事布局已达肆无忌惮的地步，以图权力上操控新的党中央。
总之，从组织部署上显示，江泽民虽已经让出了党权，但是，经过十六大这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认可，除留住军委主席继续控制军权而外，还确立他可以名留党史仅次于毛邓的第三号人物的历史地位，未盖棺而论定，野心不可谓不大。难怪北京有学者敢对香港记者公开骂他是“太上皇”。这样，党权的卸任也就失去交班的实际意义。退出常委，走上神坛，这不过是另一种终身制而已，甚至其权威将超过其有限的生命，一如毛邓成为与专制共存的一具图腾。
胡锦涛这个被称为中南海托儿所长大的儿皇帝，面对这样一个终于暴露出他的袁世凯心态的太上皇和一班弄臣的环伺，想有所作为，当然很难。
理论上：回避实质 矫情虚夸
江泽民经过十六大把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势必明年十届人大也要列入宪法，成为共产理论的第五个里程碑，来规范十三亿人的思想行为，我们就有必要追寻它的来龙去脉，看看究竟卖弄的是甚么货色。
共产主义原是西欧一个乌托邦思潮，流行于十九世纪后期左翼工人运动，直到第二国际时期仍有浓厚的知识份子论坛色彩，考茨基、恩格斯、伯恩斯坦等一批学者深入探讨过许多对于当代世界仍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只是到了革命家列宁手上，为了号召工农民众夺取政权，共产理论才成为革命的利器和实用的工具。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成功，一举奠定马列理论的正宗地位。直到战后斯大林去世，相沿半世纪的马列教条才受到有力的挑战。苏共二十大以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引信，对共产阵营面对的一系列当代重大课题，二十大以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引信，对共产党阵营面对的一系列当代重大课题，作出理论上的修正，包括战争与和平、议会道路、资本主义总危机、无产阶级专政等著名课题，开启了苏联三十多年的民主化和平演变。一九九一年共产党执政七十四年的超级大国苏联宣告解体，是马列主义理论过时和破产的证明。睿智的中共前领袖胡耀邦一九八六年六月访问伦敦，他宁可参观莎士比亚故居而不去马克思墓拜谒，马列在这位总书记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笔者去伦敦尚有好奇心去马墓一游）。
毛思想已不必赘言，其荒谬恶毒早已为稍有知识的中国人所不齿。毛被立为正统也是因为一场内战的胜利，然而，其建国执政二十七年，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大开历史倒车，反右大跃进，弄死几千万人，晚年还要搞一场文革，搞得党国瘫痪，濒临崩溃边缘，只有他一人高居神位，说明他那些“七亿人，不斗行吗”的狗屁理论，不仅一文不值，而是祸国殃民的证据。一九七六年毛死后，上亿的受害者包括幸存的中共高干们，都要求批毛。复出的邓小平老谋深算，生怕批毛狂澜牵连全党的罪责，以宜粗不宜细的保毛手法，让大灾星毛泽东得以免遭鞭尸。这就是毛思想迄今仍高居神位的由来。
值得一谈的是邓小平理论。邓毕其一生是一位活动家，不是理论家。鲍彤说“他的特长是拍板”，这是知人之言。指邓有决断之力，敢于使用权力。从指挥反右到六四镇压，显示邓具有敢为天下敌的独裁性格。但邓在理论上并不狂妄，他自认连白猫黑猫说都是从刘伯承那里听来的，文革后复出主政，更公开主张“不争论”。负责过中苏论战的邓小平，心里当然明白，理论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何况实践已证明中共之反修已完全破产，中共文革自认浩劫，走资已超过苏联，还有甚么道理好说？他只崇拜权力，只要有权拍板就行，“摸石头过河”这句俗话最能表达他执政的真谛。
那么，邓理论又怎样出笼的呢？原来是出自江泽民自救的策略设计。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江上台大搞“反和平演变”，要让个体户倾家荡产，企图动摇邓的经改路线（邓认定这是救党的唯一出路），邓察觉后，以“南巡”方式放出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江一听大势不妙，为免蹈胡赵覆辙，被大家长再度抛弃，便设一计，在九二年邓南巡后迅即指示起草报告，在同年十四大上大树特树邓理论。其实，邓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有十三年之久，此时此刻奉为理论，若非江为解脱困境，应别无解释。邓此时已八十八岁，对江打出这一招也只能半推半就。据新华社记者邹爱国等报导，邓看了报告还是说了这样的话，对他的功劳“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内讲，绝不是一个人的头脑可以钻出新东西来......要写得合乎实际。”
评“三个代表”的文章已经很多，江泽民自捧为是对马列毛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甚么“强大理论武器”，对于一名读过从苏联二十大以来所有中共党大会主要文件的人来说，我实在看不出十六大报告与“三个代表”有丝毫“创新”，更不用说“理论勇气”。代表先进生产力，八大就提出过要解决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矛盾；代表先进文化，十二大很强调精神文明；至于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延安到北京，即使六○年饿殍遍野，六八年屠杀广西数万名四二二派时，共产党“始终”都是以代表人民的名义行事的。所以，中共说“始终代表”人民利益，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允许资本家入党，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被认为是破天荒的创新，那是对中共统战政策的无知。中共从来就有“不拘一格降人材”的海量，从打天下到坐天下，招降纳叛、三教九流，只要归顺者，封官厚禄，何止千万。红色资本家王光英、荣毅仁之流早已名满天下，现在增加一批有钱的新党员又何妨。而且，让他们参与严格的“组织生活”，让他们代表党去控制日益膨胀的私人企业，皇潜扰傻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