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当然很简单。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奴”。中国的所谓“公有制”，即“党-国”所有制，使政府与党的机构的运作经费根本不需要去求人上缴，公有制的政府在本质上无须征收赋税。所有财产都在党-国的口袋里，所有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都归它所有。相反，人们所种的地，人们吃的饭，人们领到的薪水，反而被认为是党和国家给的，是党-国养活了人民，而不是相反。
因此，在那种共产制度下，赋税本质上是一种虚拟物，是一种膺品，是模仿其他国家私产制度的一段盲肠。共产国家的政府在根本上并不依赖（国民所缴的）赋税来运转，在这点上，它无所求于国民，因此，它也不受国民意志的制约。
本质上，税赋是与私有制相伴随的产物。是该制度下国民用自己的钱（赋税）来购买政府对自己的服务，因此，在这种关系下的政府必然受到民意的制约。这一原则，是由人类的第一个宪政国家英国用划时代的大宪章确立下来，并在几百年内逐步向全世界扩展开来的。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财产制度目前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型阶段，公有制衰微，私有制萌发，但新旧制度仍处于拉锯战的相持形态，一系列异象由此发生。
前不久，以明星刘晓庆涉嫌逃漏税被押进秦城监狱为象征，中共以一种夸张的声势加强了对富豪的查税，几名名列富豪排行榜的亿万富翁也陆续被捕。但是人们注意到，所有这些被清查的富翁中并不包括位高权重的人，特别是发了横财的赫赫有名的太子党们。
这些事件的发生溯源于何种国情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过去二十几年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对外商和对民营企业开放，国有企业不可挽回地走向失败，导致公有制日益缩小。此外，国有财产的转移由于缺乏透明的制度安排和监督，日益流入权力者的腰包，甚至大批流失到国外。这两项因素（国企失败，公产流失）致使国库日益空虚。而经济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转型，又使私企逐步崛起壮大。这一公一私的一消一涨，使国库收入对民间企业和个人赋税的依赖度日益增加。
但是由于过去公有制基本不依赖赋税的惯性，虽然自从1980年起就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基于中国税制的不公平不完善，加上缺乏合乎国际标准的金融、信贷和财会制度，致使多年来逃漏税成为普遍现象。直到近两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关税大幅降低而导致海关税收迅速减少，该巨大压力与前面的诸因素多管齐下，中共骤然发现税基严重不足，国内税务领域问题丛生，逃漏税严重，加以贫富悬殊，民怨沸腾。于是，在这种国库日益捉襟见肘的困境下，当局把视线转向了市场经济造就的富人阶层。
在北京的算盘里，打击民间的富豪，一可以充实国库，二可以平抑民怨，可谓一石二鸟，何乐不为？这样，中南海的潮流骤变：从“官商合流”转向“杀鸡儆猴”，一场汲汲于与民争利的浪潮汹汹而起。
这就是中国一批民间富豪身陷囹圄的背景。它将导致怎样的经济政治后果，人们将拭目以待。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