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反腐败的深层次障碍

作者:陈先元 发表:2002-11-11 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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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原因,除了政治制度层面之外,还有文化心理层面。作者认为,社会文化心理较之社会政治制度,更为复杂,更为深刻,因为它既来自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植根于当前最广大最普通的百姓的内心深处。

早在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新华社的联合调查组对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调查,中共中央党校对部分地厅级干部学员进行调查,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对社会公众进行调查,所有这些针对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调查不谋而合地得出了同一个结论:腐败是当今中国的头号问题。虽然中国政府不断地加强反腐败的力度,但腐败现象至今远未销声匿迹,发展之快,蔓延之广,令人惊异。

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不可忽视的潜在危机。

杜绝腐败从完善制度着手

面对反腐败斗争的严重形势,中国的不少有识之士尖锐地指出,当今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是指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如组织人事制度、公安司法制度、企业管理制度、经济贸易制度,金融信贷制度中的弊端和漏洞,让腐败分子有机可乘。因此,要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产生,必须从完善制度着手。

这一观点当然不错。但是,笔者认为对中国腐败现象的原因还可以进行讨论。诚然,制度的不健全确实是造成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平心而论,其实共产党及国家机关内的各种具有法定效力的监管条例不可谓不多,各种监管的执法机构也不可谓不全。但有些条文对有些人来说,只是一纸空文;有些机构对有些人来说,只是一个摆设。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现象屡见不鲜,其根源恐怕在于制度保证的缺失之外,还在于人的观念,人的意识,亦即中国本身的历史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情关系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普通百姓所认可的“臭豆腐现象”和“酸葡萄心理”,正是中国社会反腐败的深层次障碍。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一般百姓办事,历来就是靠以至爱亲朋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情况,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目前中国社会处在转型之中,普通百姓要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必须付出比以前更大的代价。特别是教育、住房及医疗三大支出几乎全部由个人负担以后,普通百姓必须要花较少的钱来办较多的事。因为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等同于一般工薪人员的一年收入;购买一套住房的开支,等同于一般工薪人员的十余年甚至几十年的收入;如果生一场大病,没有数万元就无法解决问题。

通过非正规手段减少经济开支

中国普通百姓如果能够通过非正规的手段有效地减少经济开支,一般就会利用“走后门”、“拉关系”等等的捷径。现在,最常见的情形是,中国普通百姓需要去某一机构办理某一件事情,最先想到的不是看看政府颁布的法律条文和有关规定,而是看看那个机构有没有关系,有没有熟人。如果那个机构有关系,有熟人,马上就会利用关系拜托熟人去办;如果那个机构没有熟人,就会千方百计地通过熟人找熟人办理,甚至通过两、三个中间人去拜托一个熟人的熟人的熟人去办理。

有人戏称,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当然,熟人一旦把事办成之后,当事人出于人之常情,便或多或少地馈赠以礼。笔者有一位朋友,要把女儿送到一所重点中学就读,但就读这所重点中学必须交纳2万元(人民币,下同,约4500新元)赞助费。后来通过熟人找校长说情,结果减免了1万元。笔者的这位朋友为了感谢熟人和校长,当然备上一份礼物请他们笑纳。这类现象,在当前的中国比比皆是,司空见惯,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了。有事找熟人,事成应送礼,在中国这个仍然是泛家族化的社会中,已经成了普通百姓办事的思维定势。

中国官员有腐败行为,其实一般百姓也有腐败行为,而且一般百姓的腐败行为也相当普遍。因为一个人只要在工作,他总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必然也有一定的权力。而中国的一些普通百姓懂得如何运用手中那么一点点的权力或关系去为自己谋取一定的利益。

教师借补课为名捞钱,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收受红包,导游把游客导向购物处收取回扣,记者为公司撰写名为新闻实为广告的稿件,导演利用挑选演员的机会牟利,股市评论家故意在媒体上误导投资者以便自己营利,就连公共汽车的驾驶员都有机会搞一点点腐败,套用一句中国的俗语,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笔者亲眼看到在交通高峰时刻,公共汽车站上的乘客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上车。一辆公共汽车驶来,却停在十米以外,司机让好几个熟人先上车,而且这些人根本就不用自动投币或刷电子卡付钱,显然他们是占了汽车公司的便宜。这种小小的腐败行为和政府官员的大大的腐败行为,从法律上当然不可相提并论,但在道德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在道德的法庭上扪心起誓

普通百姓的这种思维定势,难道和官员的腐败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吗?笔者曾经天真地想,如果有哪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真的敢于在道德的法庭上扪心起誓:我几十年来从未利用过任何权力和任何关系为自己或家人谋取任何利益,从未委托熟人办过任何一件一般情况下无法办到的事情,甚至在心灵深处从未起过任何一个这样的念头。那么,他一定是一位当代中国的圣人。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上,利用各种权力和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种腐败行为,还远未使一个普通百姓的内心深处真正地感到羞愧和悔恨,从而做到自觉地拒绝腐败。社会价值的转变和人生信仰的迷茫,对上天敬畏之心的荡然无存以及心中道德戒律的泯灭,造就了所谓的“臭豆腐现象”和“酸葡萄”心理。

事实上,中国普通百姓对于腐败现象有一种双重态度。对于特大的腐败现象当然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但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般腐败现象就熟视无睹,不以为然了。对于别人利用各种关系谋取利益心态不平,痛加指责,对于自己利用各种关系谋取利益不但不感到羞耻,甚至还会以关系多、路路通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这就是说,腐败对于中国普通百姓而言,既是“臭豆腐”现象,又有“酸葡萄”心理。因为在一般中国百姓心目中,腐败行为就像一块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听起来很臭,做起来很香;在别人那儿很臭,在自己这里很香。

走后门的社会文化心理

腐败行为还像一串葡萄,如果我有关系、能走后门,获得一定利益,那么它就是甜的;如果我没有关系、不能走后门,不能获得一定利益,那么它就是酸的。中国的社会上所存在的这样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定势,正是中国的反腐败的深层次障碍。

实际上,笔者无意讳言本人就是一个普通百姓。早年笔者读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时,深为鲁迅先生对中国民族心理的犀利分析所折服,同时感到笔者本人的内心深处,其实也多少有些阿Q精神,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笔者也就是阿Q。当然,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绝不是为那些贪官污吏们开脱,把腐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普通老百姓,让普通老百姓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撰写本文的目的,只是为了提请读者注意,中国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原因,除了政治制度层面之外,还有文化心理层面。目前中国的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反腐败的深层次障碍。而社会文化心理较之社会政治制度,更为复杂,更为深刻,因为它既来自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植根于当前最广大最普通的百姓的内心深处。如能改变现今中国的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也许将会对反腐败起到一个重要作用。

原载:联合早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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