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为了平息民众对两级分化和大量失业的不满，先是朱熔基总理发出向富豪开刀的号令以及刘晓庆的被捕，接着是在高规格的关于解决失业和加强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会议上，江泽民第一次发表长篇讲话。
最近，富比士大陆富翁排行榜上的第二名杨斌被拘和第三名仰融逃美，在境外媒体和互联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而中共主流媒体却讳莫如深，只用短短几十字透露了杨斌案，而对仰融在美国的公开露面则不置一词。此二人的当下处境，凸现出一党独裁制度下的大陆生活之怪诞：表面繁荣、颂歌和稳定包裹着内在的贫困、怨恨和恐惧，特别是那些富豪们，守着亿万身价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刚刚出任朝鲜新义州特首的华裔荷兰人兼朝鲜政治新人杨斌，被中共警方以经济问题为由而监视居住。他之所以遭此厄运，绝非仅仅因为他在经济上不干净，更在于他自恃自己是外国人，因为中共一贯奉行优待老外而歧视国人的政策。特别是，杨斌自恃受到朝鲜当局的赏识和具有金正日义子的特殊身份，可以借外国国籍和政治身份的双保险，借中朝之间的盟友关系，化解大陆政府对其经济问题的追究。所以，杨斌才不怕朱熔基向富豪开刀的警告，坐镇沈阳的荷兰村总部大肆张扬新义州特首的地位；才在毫无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面对中共警方，一直强调自己身为朝鲜高级官员所享有的外交豁免权。而据境外各传媒报道，杨斌被监视居住，主要原因恰恰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因为金正日给他的政治身份惹怒了中共当局。同时，杨斌本身的张扬也应该是原因之一。
与杨斌相比，没有双重国籍和醒目政治身份的仰融，选择逃遁就显得更为明智。他在辽宁神秘失踪四个月后，突然亮相于美国，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声称：自己的秘密来美完全是为了躲避辽宁省当局的迫害。也许，仰融没有撒谎，辽宁省政府确实利用特权抢走了他一手创建的华晨集团；也许，辽宁省政府握有事实依据，仰融真的侵吞了大量国有资产；也许，仰融会一去不归，使这桩个人对政府的公案不了了之。但是，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仰融的道路是大陆富人的共同道路，不仅私营老板们如此，有背景的权贵们更是如此。即便他们个人及其公司总部还在大陆，其亲属的移民和资产的转移早已开始，本人自由进出国境的后路也已经留好。正如仰融的妻女早已是美国公民，他本人也具有香港身份和美国绿卡。
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心向祖国，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理解“祖国”对于每个个体的真实含义？而历经灾难的人们，在理解了祖国的蛮横霸道之后，还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吗？显然不会！进入邓、江时代，虽然人们口头上高喊“振兴中华”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还从内心热爱“我的祖国”？从12岁的孩子到白发老人，从留学到商务旅行，从中共贪官到私人大款，从冒险偷渡到政治流亡……用脚投票的大逃亡，无疑是最好的答案。
在国内，面对这些逃离“祖国”的人，无处可逃的人们表现得越发口是心非，内心里嫉慕逃遁者，嘴上却骂他们“卖国贼”。但是，无论出于怎样的理由，无论对此做出怎样的道德评价，逃遁者的选择是明智的。他们之所以逃遁的主要动力，不是基于整体的抽象的宏观的理由，而是基于个体的具体的微观的生活经验。难道追求个人的自由、安全和幸福，作为逃遁的理由，还不够充足吗！
有人会说：基于个人理由而不爱国，是自私的、冷酷的、贪婪的。而实际上，他们选择逃遁，绝非因为他们没有爱，反而是因为他们的爱已经变得很具体很人性很低调。他们自爱，想过免于恐惧的人性生活；他们爱自己的亲人，想给亲人带来自由、安全和富足，所以他们才放弃了反人性的高调爱国。虽然，当下国人普遍奉行犬儒化的生存之道，但他们是从切身经历中学会了犬儒化生存：当祖国被独裁者劫持之后，正是祖国所要求的爱，才是极端的言行不一，才是自私、冷酷和贪婪。
当个人无权左右自己的命运而只能接受祖国的主宰时，当人民无法成为祖国的主人而只能成为祖国的奴仆时，祖国已经成为独裁者奴役每个人的工具，道义高调不过是专制政权的意识形态。政权用祖国的名义垄断对正义的解释权，把祖国变成类似上帝的偶像，变成人人必须敬若神明之圣物，人们被要求必须崇拜祖国，恰恰是把人性之爱变成一种强迫和愚民。祖国之爱在独裁者的操控下，自私到只为极少数特权者服务而忽略绝大多数具体的生命，贪婪到索要人们的无条件的爱，索要每个人的全部忠诚和绝对奉献乃至牺牲，冷酷到压制甚至残害人的自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爱。
当柔弱的个人无力改变强大祖国的自私、贪婪和冷酷之时，选择逃遁，就是对奴役制度的消极反抗，虽然无奈，却理由充足。
2002年10月8日于北京家中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