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捕蝉时，黄雀在它身后等待，要等它吃肥了才下手，当黄雀专注螳螂时，万万没想到身后还有只弹弓正在瞄准它。我们用这个自然法则来形容中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再恰当不过的比喻。对中共这个猎鸟人来说，民营或外资这些体制外的资产阶级不过是黄雀和螳螂，迟早是要被吃掉分掉的。因为中共的本质是共产主义，你的产我来共，打土豪分田地，它的政治纲领本来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请注意，中共一向是标榜自己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尽管它自己在消灭资产阶级的同时也蜕化成了资产阶级，但一只槽子栓不得两头驴子，中共对异已的资产阶级从来也不会手软。
众所周知，中共五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用中国人民做了马列主义实验室的白鼠，贻今为止，改革开放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是“实践检验真理”，既然如此，建立健全法制就是一句空话。那么社会主义走起资本主义道路来就是无法可依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应该是有序的，比如走私行为，在任何社会都是违法的，但中共作为“捕鸟人”，为了猎取更大更肥的鸟，它必须策略性的放任“黄雀”们，任它们捕食。所以就有了“步子再大一点，走得再快一点”这些口头上的法律，刻意造成一种无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刺激经济发展。因为是口头法律，是一种人治的红头文件法律，它们就有时效限制，当“政策允许”时，你干什么，怎么干，已经干了什么都是合法的，都可以商量变通，“面对红灯绕着走”，当“政策不允许”时，所有的口头承诺一概作废，有关领导一概翻脸不认人，你干过什么和正在干什么，甚至没干过什么都是非法的。
比如偷税漏税逃税这三种违法行为，一字之差，情节就不相同，罪行轻重当然也不会相同，但用中共的法理一解释，即使是在追缴期限之内，说你是什么情节也都是成立的，罪行可大可小，免税可以办成偷税，漏税也可以办成逃税。今天，中国政府时下打击的偷税漏税逃税问题，其实是见怪不怪天经地义的，是先富之群的普遍现象，过去的十多年，如果按中国已经颁布的税法，就个人所得税这一项，不偷税漏税逃税就很难先富大富，很难成为暴发户，但中共官僚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只有放纵偷税漏税逃税，才能自己先富起来，才能下一步猎到又大又肥的“黄雀”。说到底，中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偷税漏税逃税现象，根本不是什么政策失误问题，而是一个策略问题，一定要等到本阶级都捞个钵满缸肥了，民怨鼎沸了，才会装模做样地打几只刘晓庆一类的老虎，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抓倒霉的”。因为人人都有偷税漏税逃税的历史，所以现在随便抓过一个经营者，随便抓过一个大款，肯定都能查出问题，正如最近杨斌案中，辽宁省长薄希来所声称的那样：我就不信你（杨斌）一点问题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共的所谓社会主义“法制”其实就是一只狗皮袜子，是没反没正的。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军界和沿海城市地方政府参与走私活动，本来是中央默许的，甚至是支持的，目的是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就是中共官僚太子党和民营企业主们。象“大走私犯”赖昌星，在案发前就是国家安全局的红人，也是军界的红人，他的红楼就是政策，权力，利益的综合象征，在他当红时，他就是政策，就是法律，所以走私起来才畅通无阻，这个权力是谁给的？当然是地方政府，不然怎么会有一大批贪官？在赖案中，在“首犯”赖昌星缺席的法庭上，中共先急着“从重从快”枪毙了一批贪官，现在赖就是有一百张嘴，也难以说清自己的滔天大罪，因为涉案人员死了一大片，这些死人的口供谁还相信？所以说，赖昌星或者杨斌这类黄雀们，只是先富之群的前台运作者和牺牲品，而旱涝保收的却是中共官僚们这些“吃二馍”的猎鸟人。
杨斌一案，突显了中共贵族群体排异的本能，人们不妨做这样的假设：假设金正日请江泽民或李鹏的太子们任他的新义州特首，还会有被窝里抓人的奇耻大辱吗？绝对不会！不管杨斌是福布斯榜上的中国第几富，他毕竟不是中共的人，过去中共有句很流行的口号：“亲不亲，线上分”，已经道出了中共贵族阶级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封建排异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中共眼中，不要说小小的杨斌，就是金正日，也在“庶人”之列。在小金眼中，杨斌是个儿子，但在中共眼中，小金也是个儿子，作为儿子只能向老子要钱花，抢老子钱偷老子钱都是大逆不道的，在新义州建特区，等于是在中共的摇钱树下摇钱，怎么可以呢？
什么特首？什么红色资本家？杨斌不过是中共嫡外的，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三孙子。杨虽然入了荷兰藉，但他眼下是在中共的一亩三分地上发的财，中共一向是雁过拔毛的主儿，能轻意便宜一个外家子吗？所以，他的荷兰村还有荷兰盾，都是“党和人民”的财富，他一砖一瓦一个盾也休想拿走。中共专门拣在杨斌走马上任的当儿，给他一个胯下之辱，给他的干爹小金一个大耳刮子，其用意再明显不过：心不服中共者，目无中共者，榜样在此。
以中共流氓政党的一贯功利主义哲学，当政治利益需要时，资本家可以是红色的，也可以是紫色的，万紫千红，甚至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旦不需要了，就一脚踢开，全是黑色的。那些老资格的资本家们应该不会忘记：四十年代时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怎样承诺的，五十年代时又是怎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文革时又是怎样最后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的。今天，希图中共那张血淋淋党票的红色资本家们，也不要忘记：中共内部有史以来就分嫡系和非嫡系，就如满清八旗一样，正旗和镶旗之间，等级绝对是森严的。
以中共流氓政党的一贯封建主义法统，卧榻之下是不容他人酣睡的。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们，口袋里有了几个臭钱，就忘乎了所以，自以为给某个“工程”捐了款赞了助，就对社会有了“巨大贡献”，混上个“人大代表”，在地方政府中坐了一把交椅，交结了几个头面人物，就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不把政府放在眼里（实际上是没有一一贿赂到），搞什么大邱庄，荷兰村，在中共眼皮下闹独立王国，分庭抗礼，不经官方允许，召开什么记者招待会，岂不是无法无天？这不是谋反吗？
中共为一党之私搞政治斗争，历来都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都是借了民意和法律来打击政敌，什么是政敌？凡是对它的专制政权有威胁的（哪怕是潜在威胁），凡是体制外的，血统亲缘关系之外的，凡是在意识形态上与它不一致的，不服它淫威的，不听它调谴的，不对它顶礼膜拜的阶层和社群个人，都是政治敌人，它一天也不能容忍。而且，今天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势斗争，也都是以反腐败为名义进行的，我打掉你的帮派，你打掉我的爪牙，打掉的都是贪官，睁开眼一个没有，闭上眼到处都是，不过彼此心照不宣而已，大家都在以经济问题来掩饰政治斗争。什么是借民意和法律？民意是被利用的，被强奸的民意，法律是任中共修改的，漏洞百出的虚伪的法律。
即使“红色资本家”杨斌有不法不轨之事，即使小金是“邪恶轴心”国家的独夫民贼，但中共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做出的这种无视国际惯例，无视起码的外交规则，对不听话的“红色资本家”们杀一儆百，对不听话的“友好邻邦”撕破脸皮的特殊举动，纯属政治无赖，也是一种国际流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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