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为卧底向亲人“下手”
事情还得从几年前说起。那时中国人对传销都感到很陌生，身为记者的我，当时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直到1997年8月的一天，传销才突然闯进了我平静的生活。
那一天早晨，平时关系很好的邻居刘大姐高兴地对我说：“小罗，我找到可以赚大钱的工作了，不用花力气，一天挣的钱比你一个月还挣得多。我马上就可以买轿车、买别墅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传销”这个词。
可是没多久，刘大姐就哭哭啼啼地对我说：“我上当了！小罗，我现在该怎么办哪？”原来，刘大姐那个传销公司的老板，就是她的上线，突然在一夜之间消失了。现在，刘大姐发展的那些下线拿着一大堆卖不掉的产品，来向她要钱，弄得她背了一身的债。
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决定通过揭传销黑幕来帮助刘大姐和象刘大姐一样上当受骗的人。在征得报社同意后，我开始了调查。很快，我就找了一个传销上线。上线说：“我是纺织厂刚下岗的，想找个工作。遇到那个姓左的中年妇女就介绍我做传销，说保你挣钱，一个星期挣一套高档服装；两个星期挣一台冰箱；三个星期可以买台彩电；不到一年，就可以买一套房子……”就这么三言两语，我一下子明白了刘大姐为什么一夜之间变得那么意气风发！
于是，我就跟随那个上线来到了传销公司。我发现这里的一切更使人兴奋，到处都充满了蛊惑人心的声音：“这比做什么都赚钱，投资3900元，只要网络正常发展，你每月不低于两万元分红。”“传销是个快速缔造百万富翁的行业，你可以在一两年内，得到你也许一辈子、几十年都得不到的钱……”
所见所闻，我感到传销内幕文章很大。为了能够取得充分的新闻事实，我也和其他下线一样，向传销公司交了210元入会费，并购买了3000多元的产品，使用了一个化名，加盟了传销队伍。加盟传销后，为了取得业绩，我还必须发展下线，或推销产品。可是我左思右想，觉得找哪个推销都不合适：那些东西价格昂贵，根本没有办法推销给陌生人，只有向亲人和朋友“下毒手”！
我第一个选择了自己的姨妈。
我跑到从小就宠爱自己的、在大学任教授的姨妈家，讲了半天怎么发财的话题，姨妈却不屑地问：“你说你究竟要干什么吧？”我只好说：“我要你买东西。”姨妈左挑右选，看中了一块养颜香皂，却要120元钱，她嫌贵了！最后只好选了一瓶酱油：75块钱。我看着姨妈付款时的那种像是被亲人宰了一刀的表情，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但我的传销工作，就这样一天一天业绩显著上升，加上我把自己家的保姆带到公司帮忙做饭，自己也对传销体现出强大的热情，慢慢取得了公司的信任，公司议论大事小事都让我参加，我很快进入了传销公司的上层机构。
②“想办法找到罗侠，直接给‘做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体验采访，我越来越觉得传销骗人。同时，我还发现传销公司经常以业务培训、传授心得的名义给下线“洗脑”，最终达到牢牢控制他们的目的。
有一次，公司搞了个规模较大的所谓颁奖大会，奖励那些发展下线工作做得好的骨干。一个大红纸包上写着10万元，说请某某某上来领奖：你获得了10万花红。其实根本就没有人上去领奖。组织者解释说：“由于他在偏远的地方发展业务，工作非常繁忙，所以不能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找一个人代领……”可是代领者都是公司高层的人。
还有，会上气氛非常疯狂，蛊惑力极强，台上说：“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你们好！”台下异口同声地喊：“非常好！”台上接着说：“我首先把自己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吴建，希望大家记住我！”底下齐声大喊：“吴建吴建我爱你，鲜花送给你，成功属于你！……”后来，大家就疯狂起来，在地上打滚，把玻璃杯子往地上扔；很多男的女的脱掉外衣，拥抱在一起，转啊转……
我立即把这个场面写成了报道，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
见报的第二天早晨，我就接到传销公司的电话：速来公司，有要事相商。
我一到公司，就看到自己写的那个报道摊在桌上，公司的六、七个上层人员一副气愤的模样。然后大家开会商量，怎么对付报社，怎么去制服这个记者，终止这种报道。
当时报道署的是我的本名，我在传销公司用的是化名。最后研究决定：调一个区的传销下线－－－大概五六百人，明天去围攻报社。还详细布置了哪些人冲进报社，去打记者……
当我把这个消息带回报社时，报社领导还不相信，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
第二天上午10时许，我刚去报社，走到门口时吓了一跳：昨天传销公司布置的几百个人，果真把报社围得严严实实。大概他们以为“罗侠”是男的，几个年纪较大的妇女，冲进报社见男的就打，连司机都给打了。后来，公安局来人才把她们驱散。
我稿子照写，但不能回报社了，因为传销公司每天派人蹲在报社门口，看谁是“罗侠”；他们天天都在商量：想办法找到罗侠，直接给“做了”。
③“稿件再见报时，我的身份也就明朗了”
那天下午，我按惯例去传销公司报到，还没进门，就发现有专人在对50多个上线骨干逐一地搜包。我急中生智，忙说：“我下去买瓶汽水喝了再来。”赶紧跑下楼去，把大包里的小采访包扔到一楼的垃圾筒里，再上楼去公司开会。晚上，我又悄悄地从垃圾筒里把采访包、采访机、采访本刨了出来。
就在我为此庆幸的时候，一场更大的阴谋又开始了。
有一天晚上约11点钟，我突然接到公司老板的电话：速来公司，有紧急情况商谈。我拎着包就跑。公司的五六个上层领导都已在面色严峻地等待着，见我到了，老板催促大家上了一辆租来的面包车。车跑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市郊风景区旁的一户农家里。
进屋关上门后，老板神秘地说：“根据报道内容分析，罗侠就在我们几个人中间，为洗清嫌疑，大家到这里各自澄清。如果你不是罗侠，就配合大家把罗侠揪出来……”一听这话，我的脚板心都流出汗来了：我采访的工具、本子等，都在我随身带来的包里。我该怎么办？今天死定了！我紧张地想着办法。幸亏那农民家里很黑，乱七八糟的东西拥挤地堆着。我看到屋角有一个开水瓶，于是计上心来，说：“还是先搜一下吧！”说着，我把包放在床上暗处，顺手把拉链拉开，又拿起开水瓶说：“大家先喝点水吧！别搞得那么紧张。”我拿碗倒水时，假装好像被开水烫了手，哗的一下把碗扔在地上，开水和碎片溅到周围人的身上。趁大家被烫得混乱一团时，我迅速从包里抓出小采访袋扔到床下，转身又忙着帮大家把身上弄干净……
自然，从我包里肯定搜不出什么可疑之物了。
这次他们又一无所获，几个头儿很纳闷。趁他们不备，我悄悄取回了床下的采访包－－－又躲过了一大劫。
返回家时，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了。我蒙头大睡到中午11点多钟，才起床把这次历险的稿子写出来交给了报社。稿件见报时，我的身份也就明朗了，于是，巨大的危险又在向我走来！
④“妈妈，有人要来打你，还说我们全家都要死……”
第二天，传销公司一位幡然醒悟的蔡大姐向我打来紧急电话：“你千万别到公司来了！你已经暴露了！他们已召集了十几个打手，准备马上到你家去……”
一回到家，我就感到气氛不对：妈妈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流泪；爸爸生气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电话铃在响着……女儿一下蹦过去抓起电话，哪知里面传来恶狠狠地威胁：“……你们全家都得死，今天你们全家都要流血……”女儿被吓得大哭：“妈妈，有人要来打你，还说我们全家都要死……”
我知道是那伙人打来的，便赶紧把妈妈、爸爸、小保姆和女儿送到离家较远的一个朋友家里安顿起来；又把家里稍值钱一点的电视机、电冰箱等物寄放到邻居家去。做完这一切，我想：我是等他们来呢，还是也跑走？或者去报社？我明天的报道怎么做呢？总不能说“传销组织昨日血洗记者家”吧？虽然很真实，但会给那些正看我报道的读者造成一个错觉，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决不能让这个坑人、害人、骗人的传销公司占了上风。
我照常去了传销公司。刚要出8楼的电梯门，碰上了蔡大姐。蔡大姐一声惊叫：“哎呀妈呀，你现在还敢到这里来呀！”一下就把我扑到电梯里，立即关上电梯门，按下一楼键。
电梯里，蔡大姐紧张地对我说：“你赶快跑，赶快跑吧！”我冷静地说：“蔡大姐，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给我作个证。我已报了110，你就守在大门口，看见公安局的人，马上把他们带上来。”蔡大姐看见我还要上去，眼泪都急出来了：“你上去真的是送死呀！你千万别上去！”她使劲拖着我不让走。我推开蔡大姐的手还是上去了。
当我走进老板的办公室时，里面的六七个人一下愣呆了，他们没想到我还敢来。老板和我对视着，两人都不说话。那六七个人都一脸阴沉地抽着烟。屋角里放着一些棍子之类的东西。我从他们面前堆满烟头的烟灰缸判断：他们在犹豫，他们感到恐惧，感到理亏！老板与我对视了十几分钟后走了出去，我紧张起来：他是不是叫人动手了？
突然，其中一人的呼机响了，我听他拿起桌上的电话复机说：“嗯，我知道了……”他放下电话，小声跟那几人说了几句什么，那几个人就陆续地出去了。
我愣愣地在那里等了一阵，没见任何动静，最后才知道他们被吓跑了。
回到报社，我立即把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写了出来。就在这篇报道推出后的第二天，工商部门查封了这家传销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