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迷惑性
文革的操作肯定是要违反宪法和党章的。这是发动者早已算定的谋略。当然是有此必要，才出此卖国反党之下策。仅此一点，足证其人之无耻。违法乱纪行为，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统治者歌颂为好得很。尊纪守法，也第一次被统治者斥为背叛。如此史无前例的颠倒黑白，提倡造反。首先要打破的就是国家机器（公检法系统）。可正是在前不久的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所宣示的警告，异论当局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人民自以为学乖了，再不敢乱说乱动求平安之际。听党的话，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反而又成了反革命派。使驯服工具们丈二和尚又一次摸不着头。大家从不敢想象，是他老人家现在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因此全国上下，就必须紧跟他去造反党造反社会主义，求个忠君的好下场。
当然他不能道破天机。于是就要编瞎话，来个大迂回欺瞒群众。说什么，党校有人借哲学讨论为名，宣扬合二而一，一口咬定反对一分为二是政治阴谋。是为了反革命复辟做哲学准备之实。因为合二而一是调和阶级矛盾，反对阶级斗争。接下来先假猩猩要吴晗写海瑞舍得一身剐的精神，然后批叛京剧海瑞罢官是为右倾翻案鸣锣开道。吴晗夫妇含冤而去！然后批叛文艺多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冲击了歌功颂德他。引出了语录歌满天飞。发明利用小说反党罪，走资派是四旧总后台。是打倒走资派的必要性。只字不提”走资”的前题是避免再饿死三千万。最后人们才弄明白，砸烂公检法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具体实践。此时大势已定，全国人民只能跟着跑龙套，去反对昨天还一门心思拥护的国与党。绝顶聪明的人也难猜透葫芦里卖啥药，只有拿命去赌。
文化大革命的诡辩性
反修防修是文革的金字招牌。修是什么？修就是修理破绽。修理大跃进的破绽。大跃进的瞎指挥造成三千万人饿死，国民经济破产。难道不应该修理吗？修理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好。可他觉得等于修理了他，给他难看，所以忍无可忍。其中自然必有奥妙，这才是须要隐瞒的真象。人民从来不被允许讨论来龙去脉。为把群众引入岐途，就须将破绽与经济失败脱钩。文革全程，支字不提怨声载道的大跃进灾难性根源。成功运用文化破四旧，转移矛盾实质性由来。反修防修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人人发毒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果实话实说，就是宁要瞎指挥的（无计划）草，也不要统筹平衡的（有计划）的苗。肯定无胜算的机会。唯有无限上纲才能混淆是非，反败为胜。
文化大革命的非文化性
文化大革命决非是要不要八个样板戏，要不要京剧现代化那么单纯。那只不过是虚恍的一枪。等你入瓮了才通知你，重新界定革命派与反革命派才是重头戏。与以往不同，不再以是否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界定敌我。而是以效忠不效忠毛泽东个人，界定革命派或反革命派。过去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的光荣，及党证，此时此刻基本失效。要由非党造反派重新鉴定正身，方可归队当个副手，听命非党造反派头头使唤。与文化大革命共生的武斗、酷刑及灭门屠杀，更是揭穿假文化之名，行野蛮之实口号的虚伪本质。风行停课闹革命，学校成战场，考试交白卷光荣，迫害老师等等针对文化的造反。更是突出了不要文化要愚昧的用心。经过文革，不是全民文化提高了，而是文化复古了。
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性---夺权
文革的壮大，建立在公开停止党组活动，公开解除宪法保障的基础之上的造反。如被非法打伤、打死、被非法抄家都属革命行动，党和国家的职能停止运做而无处告状。非此，造反绝无胜算可能。一时间全国只听命毛泽东的最新旨示。所以肯定属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反革命事件。全因是急毛泽东之所急，才算做革命举措的。唯有大混乱才能给夺权以机会。夺权自然是从党手中夺取，从政府手中夺取。难道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么？当时是这样说的，要让全体党员干部到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考验什么？考验是或不是支持红卫兵运动，以此划线。谁不想当反革命派，就乖乖的跟着造反党造反社会主义。完成篡党夺权的使命。
文化大革命的欺世盗名性
文革时的表面现象，其荒诞性、破坏性有目共睹。可以因自身所处处境不同，感受就不同。大动荡带给不同对象的灾难性、破坏性、腾达性都不是正常状态下能给于的飞来横祸或横福。在安定团结的民情中，全社会被动地掀起重新组合革命与反革命的冲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刚过上几天没有星期七、没有共产风、没有上纲上线的好日子。是谁需要这种破坏国家根基的重组？难道是红旗下长大的红小兵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压迫与剥么？难道是父母压迫剥削了儿女么？难道是老师压迫剥削了学生么？所以儿子要造父母的反？所以学生要造老师的反？所以下级要造上级的反？那怕是亲身经历也一无所知。我们只知同志之间即然同生共死之交，又何来互相仇恨的必然需求。究竟是谁对”一团和气”的好日子，气不打一处来呢？
马克思教导我们说；....什么时候会发生革命呢？当被统治者忍无可忍受时，当统治者再也不能统治下去时。革命就会发生。我们可以对号入座文革前夕的时光，是如何印证这一主义原理的。当时全社会正从大跃进的疯狂中，清醒过来。全国在充实、巩固、调整、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经济开始回升。八字方针不是那个个人的意志（比方说刘少奇），而是党中央的决议。关键是此一决议是否得人心，是否人心所向。执行中是否怨声载道。在重建党群凝聚力是否成功。市场供应是否充足。人民生活是否安定。各民族是否团结。因为运动少了，群众关系一团和气了。事实是只有在那短暂的两三年里。真正有过即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之前有反右，之后有文革。都不适人过的日子。
每一位尚在的被统治者（所谓的广大人民群众），何不回顾一下岁月。是那一段时日是心情舒畅地呢？不必违心的去整同志，不必担心害怕被批判，享受人生起码的欢乐，（比如休息权、友爱权，居住权）。在大跃进明显失败后，当全国经济进入最困难的时候。统治者主动承担了责任说，大跃进是次没有先例的尝试，交学费是不可免的。要求人民（被统治者）体谅统治者好心办了坏事。被统治者二话没说就顺从了。够意思吧！统治者一高兴就夸奖被统治者说道；
”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要是搁在外国，还不早就示威游行抗议了”（此话大意来自当年单位传达报告）
被统治者听了此话感动得五体投地，更是驯服得一点皮气都没有了。为了回报被统治者通情达理，思想改造的力度小了。跳蚤市场之类的生产自救也睁支眼闭支眼。还不是为了上下一条心共渡难关（饥荒）。这段时期虽然生活上艰苦些（老革命说比延安时代大生产还苦，那时还能打牙祭）。但是心情轻松，因为没有政治运动，党员的表情个个都很和蔼可亲，睡觉也放心。很有点同舟共患难的义气味。被统治者指望统治者变聪明了，换个科学点的法子，跟着党再大干社会主义。我想这就是文革前的民情主流。并没有丝毫忍无可忍要造反的愿望。反尔是对未来正常化建设充满了有根有据的希望。
现在知道了，文化大革命是统治者自己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要造统治者的反。完全推翻了马克思的革命定义。被统治者被发动起来，打倒能替被统治者请命的统治者。去拥护一个对被统治者实行封建专制的统治者。一场不能自圆其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落到了每个人的头上。这不算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政变。由一个统治者一手造成的饿死三千万的危机时刻，并没有引发革命。由另一个统治者出面挽救危机，开始可以丰衣足食时刻（一时间，猪肉多得吃不完，刘少奇号召大家吃肉爱国。与此同时，把上万吨的猪尾巴，出口到苏联，以示中国猪肉之多，言下之意是，一口猪只能有一支尾巴。一吨尾巴等于多少猪？）。却要人相信人民已是到了忍无可忍，非革命不可的地步。实在荒唐无比。”文化”二字是个遮掩法，掩盖矛盾的真正内涵。打了社会一个措手不及，才有可能，在最不可能发生革命的时刻（人民思定），发动一场政变。多少年后，始终紧跟毛主席的文革专家张春桥，一语道破文革的真正动机与文化无关。那就是；
”宁要（吃）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吃）资本主义的苗”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草呢？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果三面红旗只能提供草，宁可吃草，也要拥护三面红旗。道理只有一个，这是救世主开的方子。
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苗呢？就是退回到合作社制，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允许自留地、自留猪、羊、鸡、鸭、鱼等副业。这一社会主义初级形式罢了。其中根本没有剥削成份。如果合作社、互助组能提供苗，救活中国。也不许要。道理只有一个，这不是救世主开的方子。
如果由着吃不吃得饱，来决定群众跟谁走。救世主的戏就要破产。为了救救世主的命，于是就有了”每天饭可以不吃，毛主席著作不能不读”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此事迹出自全军全国学雷锋运动）。从而粉碎了由着吃不吃得饱，来决定群众跟谁走的态势。改成”谁（包括中央）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态势。文革单纯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统治者）而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事情当然并非如此简单，除顺圆莩悦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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