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由于多念了几本书所以不太轻易上别人的当，尤其是在数据方面。而一般老百姓在上了一两次当之后也会有所警惕，这样一来，上当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但这也难不倒当领导的，有一种职业叫做托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托儿这个行当早已有之，只不过近年来才新得了这个俗名。过去一般都叫模范或者标兵，要么就是放卫星先进单位。比如大跃进的时候，明明没人相信一亩地能产十万斤粮食，但只要弄几个先进人物往粮堆上这么一站，再来一段现身说法，你不但得相信亩产能达到十万斤，而且只要你自己肯下功夫(具体的做法就是把全公社的粮食都背到你的实验田上来)，说不定还有超过他的可能。
千万不要以为这里说的托儿指的是整天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其实领导上最喜欢用的托儿还是读书人，名气越大就越管用。而且，有那么一部分读书人可以说天生就是当托儿的材料。这些人不但对领导上的赏识感激涕零，而且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对领导的意图心领神会。所以象对付老百姓这种事，基本上不用领导亲自费心，有时只要对托儿们努个嘴，事情就能办妥贴。比如说当年有几个人相信土坯子高炉能炼钢的，但只要有那么几个专家学者和科学家往那儿一站，说几个数字和百分比(搁现在还得加几个直接从外文音译过来的名词)，这事儿就能向全国推广。
领导上除了喜欢用托儿之外，还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或者天气。比如说1960到62年这一段，明明是人民公社的和大食堂把粮食都糟蹋光了，结果饿死了上千万人，可领导们非要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稍微懂点气象学的人，只要不是领导的托儿，就可以告诉你，其实那三年的天气和往年没什么两样，可能比现在的天气还要好些，至少没有沙尘暴和桑拿天。要是说成自然灾害实在没人信的话，就可以说成是林彪、四人帮或者苏修，反正饿死人的事跟现在的领导没一点关系，当然就更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党的领导了。
这就象一个公司卖假药被大伙识破，当然下次就不会再买他们的药了。但该假药公司的人下次再来推销的时候说，那都是原来的总裁，或营销经理，或生产部经理的错，现在公司已经把他们全开除了，再买我们的药吧。其实他卖的是跟以前一样的假药(可能换了包装)，大伙还会再次上当。而这种事情从1921年开始已经不知有过多少回了。
中国的文化人一次接着一次的上当，当然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领导，其实自己也要好好反省，总不能把每次上当的原因都归咎于骗子太高明了。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太相信领导了。其实大家都明白，越是自吹自擂的就越不可信，可这么简单的道理一到了领导面前就失效。领导上一说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老百姓就跟着瞎喊万岁，其实一个人是不是正确要看他历来所做过的事情。往往行事正确的并不需要用喊口号的方式来让大家认同，也就更不会去喊自己光荣或者伟大了。
在美国和西方民主社会，政府虽然是老百姓自愿选出来的，但老百姓还是“象防贼一样的提防政府”。从来就没人敢百分之百的相信政府。你就是真龙天子下凡，最多也就只能给你八年的时间。更没人好意思喊民主党或共和党万岁了，不信的人可以趁他们开会的时候去试试，你要是喊了他万岁，就算是警察不来干涉，好心的人也会很关心地劝你去看心理医生，就是神经科。
中国的读书人一再上当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信息的缺乏。这当然要归功于党的宣传和公安部门，一个是只让你听领导的，一个是不让你听别人的，所以配合的相当默契。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失去了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条件和机会。这就象是你想买个大件，当然要去几个商店多跑跑、多看看，货比三家嘛。但要是某个厂家的推销员堵着门非要把他的东西塞给你，而又不让你去别的家看看的话，那你可得跟他急，因为这人八成是个骗子。
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没有这么简单。有很多时候,读书人明知道领导设下了圈套，也得硬着头皮往里钻。并非全都是因为信息缺乏和判断失误，而是因为领导上掌握了大家的衣食住行甚至是身家性命。所以许多次的上当实在是出于无奈。如果现在去问问当年由于向党说实话而被打成了右派，被关了多年劳改农场的人，看看他们对那一段历史有何感想。恐怕大多数人既不会对整过他们的人义愤填膺，也不是对自己的轻信上当后悔莫及，而是有太多的无可奈何，所以最后就只剩下了摇头和叹息。
最近，领导上又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喜讯”，说要开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恐怕跟在延安开的文艺座谈会具有同样“划时代”的意义。具体怎么个划时代法，老百姓当然不得而知。可以看到的只是，领导上又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托儿们又开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因为他们“深感责任重大”；而老百姓就只能“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了。(注：以上名词、成语均引自近期《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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