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2-09-03 19:38:00作者：
苦难的人们－－－悼念父亲
文章来源: 断肠人在天涯 于 2002-8-31 20:17:00:
没有悲哀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没有悲哀的人，不是完整的人。
－－－－－－－－－－－－－－－－－－－题记
父亲去世已经整整八年了，在这一个我认为自己早已忘记许多过去和往事的明月夜里，我不得不承认，有些悲哀，永远也不会随着岁月褪色。我如同一只蝉，将坚韧的壳剥离我的肉身，蜕的只是我的外表，在疼痛的苏醒里，我嫩弱而金黄的梦想，依然在阳光里，温柔无比。
父亲1935年生于沈阳。爷爷在日本医科大学毕业后在沈阳开了一间诊所。当时的满洲，有不少中国人为日本人卖命，以能够说几句日语而自豪。爷爷的邻居就是其中的一个，当特高科将爷爷抓去的时候，全家都以为爷爷没命了，而爷爷却一点不知道原因。后来才明白，有人告发爷爷私藏小米，爷爷流利的日语和他外科医生的身份，使他度过了这场劫难，反而被日本人恭恭敬敬地连同小米一起送了回来。后来德国和俄国兵在沈阳劫掠的时候，只要爷爷说，我是医生，这些士兵就会敬个礼，然后离开。
爷爷的这些经历使他和父亲都无法预料到后来中国人性的极端丑陋和道德的沦丧。爷爷在解放初期时决定留下来，他说，看着这共产党还行，咱就不走了。1950年，爷爷被沈阳市人民医院聘请为外科主任，月薪200元人民币。
父亲自幼聪颖，高中时成绩很好，大学时因为关外不能考进关内，所以父亲考入东北工学院。著名的电影演员王新刚是父亲的高中同班同学，记得后来父亲回忆说，王新刚在高中时就喜欢文艺，别的方面没有给父亲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父亲在东工很快成为寥寥无几的优等生之一，年轻的父亲戴着优等生证章，在校园里意气风发，充满了爱国的抱负和理想。父亲不仅学业优异，他对中国历史，世界文学，美术都有深厚的兴趣。父亲看原版的俄文书和电影，在学校画大幅的板报，真个是：看风流人物，还数今朝。
58年反右，父亲所在班级的班长被定为右派，在批判会上，只要不吭声就可以过关的父亲却决定为班长说两句公道话，父亲当时是团委书记，临近毕业，原本前途无量，却因为说了这两句良心话，被发配边疆，毕业证书在一年后根据工作表现再决定发还是不发。
历届的优等生啊，父亲被定为中右，分配到广西合山电厂，一个连广西人都说不清在哪里的山沟里。父亲在那一年里体会到了共产党的残酷无情。但是，他的爱国热情却丝毫没有因为对共产党的失望而减退。广西的农民用淳朴而敬佩的目光看待他这个大学生，父亲说他的那段日子过得其实挺自在，没有一个人在生活或者工作上为难他。广西人，挺好，多年以后父亲这样说。
父亲后来被调入一所大学任教。那时候单身的年轻老师四个人住一个房间，父亲在经历了一次风波后决定不再过问政治。宿舍四个人里政治上最积极的是一个姓王的老师。那一天晚上，宿舍除了父亲没有别人，父亲躺在上铺，闭着眼睛想事情，门开了，王老师走进来，结果把门边的一个地球仪打碎了。王老师没有说话，悄悄地关上门走了出去。后来，王老师是最后一个回宿舍的人，他一进门，就嚷开了，：“谁把地球仪给打碎啦，这么贵的仪器，谁干的？站出来！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清楚！”
父亲给我讲这段往事的时候我笑到肚子痛。后来88年学潮，我刚进大学，看见一些学长，在学潮的时候慷慨激昂地演说，要大家罢课罢考，六四一过，又是第一个跳出来，到校领导那里检讨，大叫：“我们被蒙蔽啦。”跟我关系特别好的班主任，有一次请我吃火锅的时候告诉我，“有人揭发你听美国知音，我把这人的信给烧了，别理这些神经病。”自那以后，我想起父亲的这段往事，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给父亲帖了大字报，后来这个学生落水，父亲跳到江里救了他一命，父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在广西派性斗争激烈地展开的时候，母亲因为外公的关系，被定为官僚成分。在医院工作的母亲被下放到郊区农村，组织上说，“把医疗重点放到农村去。”可笑的是，那些当官的生病，每次都不找赤脚医生，而是点名要一些反动学术权威治疗。母亲当时身怀六甲，被下放到农村后，医生和护士互换，据说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母亲挺着个大肚子，没有办法给病人打针，于是她只好跪下来才能打，那个病人说，“我不要打这个针了，让你挺个大肚子跪着给我打针，我作孽，下辈子都不得安宁。”因为这个缘故，母亲一直认为农民其实比知识分子可爱得多。知识分子整人骨碎都不见血。
母亲年轻时喜欢文艺，父亲每次在母亲彩排的时候都会坐在那里静静地看。年轻的父亲，
有一张如雕塑的脸，英俊潇洒。父亲说话没有一点东北口音，就是穿工作服也风度翩翩。母亲能歌善舞，风华绝代。我一直在想，在台下坐着看母亲演出的父亲，应该是我所见过的爱情故事里最浪漫的一幕。
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母亲在郊区的那段时间，父亲每礼拜骑四个小时的单车去看望母亲和我，再骑四个小时回去。母亲曾经把我放到幼儿园里全托。但是我太小了，路都走不好，幼儿园的老师在我坐痰盂的时候并不拉我站起来，就任我这样坐一天。每次母亲来看我的时候，我都病得不成样子，治好了送回幼儿园，下次来看我的时候又病了，幼儿园的老师在我的印象里是巫婆一样的人物，每次母亲离开时我都回哭喊着说：我不上幼儿园啊，我不上幼儿园啊，不要丢下我啊。母亲在坐车回农村的路上，我哭喊的面容成为她脑海里最揪心的一幕。后来母亲决定把我带在身边。在农村的那段日子，在我的印象中是愉快的。母亲说她上班的时候只有把我扔在家里，有一次回家时，看见我吃着半碗绿豆稀饭睡着了，脚边一条蛇在慢慢蠕动。幼小的我在多蛇的农村并不知道害怕，可是母亲却因此每日提心吊胆。
在韦国清的连子派和造反派开仗的时候，漓江两岸枪声不绝，父亲冒着子弹过桥买米，他弓着身子，一点一点地往前，母亲远远地看着，欲哭无泪。可是不过桥，就得饿死，父亲根本没有选择。后来有一次母亲回家前，一个好心人给了母亲一颗手榴弹，叫她实在危险的时候就扔。母亲说，：“我得扔多远才不能伤着自己？”那人说至少得20米。母亲说算了吧，我恐怕扔不了那么远，还是听天由命吧。
在文革接近尾声的时候，父亲被调入研究所工作，一个中央直属的机构。母亲也被调回了城。在他们认为生活刚刚开始安定的时候，传来了爷爷的死讯。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见父亲掉眼泪。爷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的一个学生带头批斗他。爷爷后来半边偏瘫，他的那个学生说爷爷装蒜，拿一个装着滚烫热水的玻璃瓶让他用手去捂，爷爷的手已经没有知觉了，这一捂，手立刻就起了大肉泡。爷爷被整死以后，奶奶一直不放过这个学生，每次轮到他升级或者出国，奶奶就去沈阳市人民医院闹，医院的领导后来找到父亲，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他也是一个老人了，许多年轻的医生都升上去了，再不给他提，真说不过去了。父亲是宽容的，可是奶奶坚决不原谅，她的仇恨并没有随着岁月而消退。奶奶说：“只要我活着，他就别想升级或者出国，不然我跟你们没完。”事情就真的象奶奶说的，在奶奶活着的时候，他一直抬不起头来。
无德不行医。母亲说，学医的都该记住这句话的。
在精神负担沉重的同时，父亲依然要为生活奔波。记得最清楚的是去拉煤。煤店距离家里很远，父亲拉一个大板车，穿着背心，我跟在后面，上坡的时候使劲推。多年以后，我回忆起这些，不禁感慨万千，中国的科学家啊。。。曾经这样生活过。
在被父亲选去新疆主控地下核试验的时候，父亲的好友都劝他不要去，因为搞这个的人都会短命。父亲一腔热血，毅然随张爱平踏上了去原子弹基地的旅程。父亲回来的时候，白血球只有3500。而且规定他在今后8年不能出国。
父亲的身体在那以后迅速地垮了下去。他原本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游泳每次3000米都没有问题。超负荷的工作使他还得了胃病。在一天晚上，他的胃穿孔了，胃酸使他的腹部产生剧烈的疼痛，他躺在床上，抿着嘴，一声也不吭。母亲在医院上夜班，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使她星夜赶回家，母亲的直觉救了父亲一命。给父亲做手术的医生说，没有见过这么坚强的病人，从头到尾居然一声不吭。
在邓小平上台以后，父亲的生活开始变得轻松了许多，他乐观了许多，依然夜以继日的工作。父亲被国家科委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后来被列入中国科技名人录。“我爱荣誉胜过生命。”父亲一直这样说。
领导们开始劝说父亲入党，可是无论别人如何劝说，父亲坚持不入党。作为第一批研究生导师之一的父亲这样教导他的学生们：不要投机政治，真正的搞点实在的学问，是我对你们的建议。
在父亲的病已经到晚期的时候，别人都劝他下海搞个公司，挣点钱算了，父亲没有这样做，他承担了一个填补国内空白的项目，在试验成功的那天在医院里安静地合上了双眼。他在银行帐号里给母亲留下240元人民币。父亲死时59岁。
父亲品德高尚，在中国最为动荡的年代，他没有说过一句违背良心的话，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是很难得的。国外的一些机构邀请他出去，还允许他携带5名助手，父亲没有去，他说我不能背叛自己的国家。父亲个性高傲，从来不低头求人。他不崇拜金钱，在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国家发的服装费，许多人省下来，填补家用。父亲把钱全班花在了服装上，父亲到老都风度翩翩。父亲不省钱，也不攒钱。他常常说，我不用攒钱，我那丫头也不靠我。确实，我上大学，出国，没有依赖过父母，我也不准备依赖父母。在我看到别人用父母的钱给自己买房子娶媳妇的时候我就觉得不齿。
出国的那天父母去机场送我，我站在机舱口，看见已经戒烟的父亲点上了一根烟，父亲蹲在那里，烟头在夜幕中一闪一闪，我没有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父亲?
出国后没有多久，我在一家中餐馆里找到一个洗碗的工作。那一天晚上，电话响了，我接到的是父亲的死讯。我默默地走回厨房，继续洗我的碗，一只，两只。。。。午夜，我回到自己租的小屋，一个陌生的国度，没有任何人在我身边，我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的夜空，象狼一样的痛哭失声。。。
我后来明白，在许多人对我说他们能理解我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安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种事情上理解另外一个人。在我昨天夜里，我在梦见父亲的时候醒来，发现枕巾已经湿透。我知道，父亲的去世，已经是我心里永远不能愈合的一道伤痕。父亲曾经问我为什么不在学业上精益求精，我回答说：我不想活得象你那么累。父亲眼光复杂地看着我无语。因为父亲，我明白了什么是信念。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信念的，我不能象父亲那样去对待事业，可是，至少，我应该象父亲那样去对待爱情。无论天长地久可不可能，它都是我的信念。。。
有谁会知道呢，父亲的去世，仿佛让我感觉我生命中可阅读的节目已徐徐落幕，剩下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已经失去。过去，迅捷地紧走，在我来不及凝神的时候铸成雕塑，明天，上帝会来，回忆会来。即使黑夜永不再来，也无甚大碍。
文章来源: 断肠人在天涯 于 2002-8-31 20:17:00:
没有悲哀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没有悲哀的人，不是完整的人。
－－－－－－－－－－－－－－－－－－－题记
父亲去世已经整整八年了，在这一个我认为自己早已忘记许多过去和往事的明月夜里，我不得不承认，有些悲哀，永远也不会随着岁月褪色。我如同一只蝉，将坚韧的壳剥离我的肉身，蜕的只是我的外表，在疼痛的苏醒里，我嫩弱而金黄的梦想，依然在阳光里，温柔无比。
父亲1935年生于沈阳。爷爷在日本医科大学毕业后在沈阳开了一间诊所。当时的满洲，有不少中国人为日本人卖命，以能够说几句日语而自豪。爷爷的邻居就是其中的一个，当特高科将爷爷抓去的时候，全家都以为爷爷没命了，而爷爷却一点不知道原因。后来才明白，有人告发爷爷私藏小米，爷爷流利的日语和他外科医生的身份，使他度过了这场劫难，反而被日本人恭恭敬敬地连同小米一起送了回来。后来德国和俄国兵在沈阳劫掠的时候，只要爷爷说，我是医生，这些士兵就会敬个礼，然后离开。
爷爷的这些经历使他和父亲都无法预料到后来中国人性的极端丑陋和道德的沦丧。爷爷在解放初期时决定留下来，他说，看着这共产党还行，咱就不走了。1950年，爷爷被沈阳市人民医院聘请为外科主任，月薪200元人民币。
父亲自幼聪颖，高中时成绩很好，大学时因为关外不能考进关内，所以父亲考入东北工学院。著名的电影演员王新刚是父亲的高中同班同学，记得后来父亲回忆说，王新刚在高中时就喜欢文艺，别的方面没有给父亲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父亲在东工很快成为寥寥无几的优等生之一，年轻的父亲戴着优等生证章，在校园里意气风发，充满了爱国的抱负和理想。父亲不仅学业优异，他对中国历史，世界文学，美术都有深厚的兴趣。父亲看原版的俄文书和电影，在学校画大幅的板报，真个是：看风流人物，还数今朝。
58年反右，父亲所在班级的班长被定为右派，在批判会上，只要不吭声就可以过关的父亲却决定为班长说两句公道话，父亲当时是团委书记，临近毕业，原本前途无量，却因为说了这两句良心话，被发配边疆，毕业证书在一年后根据工作表现再决定发还是不发。
历届的优等生啊，父亲被定为中右，分配到广西合山电厂，一个连广西人都说不清在哪里的山沟里。父亲在那一年里体会到了共产党的残酷无情。但是，他的爱国热情却丝毫没有因为对共产党的失望而减退。广西的农民用淳朴而敬佩的目光看待他这个大学生，父亲说他的那段日子过得其实挺自在，没有一个人在生活或者工作上为难他。广西人，挺好，多年以后父亲这样说。
父亲后来被调入一所大学任教。那时候单身的年轻老师四个人住一个房间，父亲在经历了一次风波后决定不再过问政治。宿舍四个人里政治上最积极的是一个姓王的老师。那一天晚上，宿舍除了父亲没有别人，父亲躺在上铺，闭着眼睛想事情，门开了，王老师走进来，结果把门边的一个地球仪打碎了。王老师没有说话，悄悄地关上门走了出去。后来，王老师是最后一个回宿舍的人，他一进门，就嚷开了，：“谁把地球仪给打碎啦，这么贵的仪器，谁干的？站出来！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清楚！”
父亲给我讲这段往事的时候我笑到肚子痛。后来88年学潮，我刚进大学，看见一些学长，在学潮的时候慷慨激昂地演说，要大家罢课罢考，六四一过，又是第一个跳出来，到校领导那里检讨，大叫：“我们被蒙蔽啦。”跟我关系特别好的班主任，有一次请我吃火锅的时候告诉我，“有人揭发你听美国知音，我把这人的信给烧了，别理这些神经病。”自那以后，我想起父亲的这段往事，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给父亲帖了大字报，后来这个学生落水，父亲跳到江里救了他一命，父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在广西派性斗争激烈地展开的时候，母亲因为外公的关系，被定为官僚成分。在医院工作的母亲被下放到郊区农村，组织上说，“把医疗重点放到农村去。”可笑的是，那些当官的生病，每次都不找赤脚医生，而是点名要一些反动学术权威治疗。母亲当时身怀六甲，被下放到农村后，医生和护士互换，据说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母亲挺着个大肚子，没有办法给病人打针，于是她只好跪下来才能打，那个病人说，“我不要打这个针了，让你挺个大肚子跪着给我打针，我作孽，下辈子都不得安宁。”因为这个缘故，母亲一直认为农民其实比知识分子可爱得多。知识分子整人骨碎都不见血。
母亲年轻时喜欢文艺，父亲每次在母亲彩排的时候都会坐在那里静静地看。年轻的父亲，
有一张如雕塑的脸，英俊潇洒。父亲说话没有一点东北口音，就是穿工作服也风度翩翩。母亲能歌善舞，风华绝代。我一直在想，在台下坐着看母亲演出的父亲，应该是我所见过的爱情故事里最浪漫的一幕。
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母亲在郊区的那段时间，父亲每礼拜骑四个小时的单车去看望母亲和我，再骑四个小时回去。母亲曾经把我放到幼儿园里全托。但是我太小了，路都走不好，幼儿园的老师在我坐痰盂的时候并不拉我站起来，就任我这样坐一天。每次母亲来看我的时候，我都病得不成样子，治好了送回幼儿园，下次来看我的时候又病了，幼儿园的老师在我的印象里是巫婆一样的人物，每次母亲离开时我都回哭喊着说：我不上幼儿园啊，我不上幼儿园啊，不要丢下我啊。母亲在坐车回农村的路上，我哭喊的面容成为她脑海里最揪心的一幕。后来母亲决定把我带在身边。在农村的那段日子，在我的印象中是愉快的。母亲说她上班的时候只有把我扔在家里，有一次回家时，看见我吃着半碗绿豆稀饭睡着了，脚边一条蛇在慢慢蠕动。幼小的我在多蛇的农村并不知道害怕，可是母亲却因此每日提心吊胆。
在韦国清的连子派和造反派开仗的时候，漓江两岸枪声不绝，父亲冒着子弹过桥买米，他弓着身子，一点一点地往前，母亲远远地看着，欲哭无泪。可是不过桥，就得饿死，父亲根本没有选择。后来有一次母亲回家前，一个好心人给了母亲一颗手榴弹，叫她实在危险的时候就扔。母亲说，：“我得扔多远才不能伤着自己？”那人说至少得20米。母亲说算了吧，我恐怕扔不了那么远，还是听天由命吧。
在文革接近尾声的时候，父亲被调入研究所工作，一个中央直属的机构。母亲也被调回了城。在他们认为生活刚刚开始安定的时候，传来了爷爷的死讯。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见父亲掉眼泪。爷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的一个学生带头批斗他。爷爷后来半边偏瘫，他的那个学生说爷爷装蒜，拿一个装着滚烫热水的玻璃瓶让他用手去捂，爷爷的手已经没有知觉了，这一捂，手立刻就起了大肉泡。爷爷被整死以后，奶奶一直不放过这个学生，每次轮到他升级或者出国，奶奶就去沈阳市人民医院闹，医院的领导后来找到父亲，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他也是一个老人了，许多年轻的医生都升上去了，再不给他提，真说不过去了。父亲是宽容的，可是奶奶坚决不原谅，她的仇恨并没有随着岁月而消退。奶奶说：“只要我活着，他就别想升级或者出国，不然我跟你们没完。”事情就真的象奶奶说的，在奶奶活着的时候，他一直抬不起头来。
无德不行医。母亲说，学医的都该记住这句话的。
在精神负担沉重的同时，父亲依然要为生活奔波。记得最清楚的是去拉煤。煤店距离家里很远，父亲拉一个大板车，穿着背心，我跟在后面，上坡的时候使劲推。多年以后，我回忆起这些，不禁感慨万千，中国的科学家啊。。。曾经这样生活过。
在被父亲选去新疆主控地下核试验的时候，父亲的好友都劝他不要去，因为搞这个的人都会短命。父亲一腔热血，毅然随张爱平踏上了去原子弹基地的旅程。父亲回来的时候，白血球只有3500。而且规定他在今后8年不能出国。
父亲的身体在那以后迅速地垮了下去。他原本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游泳每次3000米都没有问题。超负荷的工作使他还得了胃病。在一天晚上，他的胃穿孔了，胃酸使他的腹部产生剧烈的疼痛，他躺在床上，抿着嘴，一声也不吭。母亲在医院上夜班，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使她星夜赶回家，母亲的直觉救了父亲一命。给父亲做手术的医生说，没有见过这么坚强的病人，从头到尾居然一声不吭。
在邓小平上台以后，父亲的生活开始变得轻松了许多，他乐观了许多，依然夜以继日的工作。父亲被国家科委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后来被列入中国科技名人录。“我爱荣誉胜过生命。”父亲一直这样说。
领导们开始劝说父亲入党，可是无论别人如何劝说，父亲坚持不入党。作为第一批研究生导师之一的父亲这样教导他的学生们：不要投机政治，真正的搞点实在的学问，是我对你们的建议。
在父亲的病已经到晚期的时候，别人都劝他下海搞个公司，挣点钱算了，父亲没有这样做，他承担了一个填补国内空白的项目，在试验成功的那天在医院里安静地合上了双眼。他在银行帐号里给母亲留下240元人民币。父亲死时59岁。
父亲品德高尚，在中国最为动荡的年代，他没有说过一句违背良心的话，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是很难得的。国外的一些机构邀请他出去，还允许他携带5名助手，父亲没有去，他说我不能背叛自己的国家。父亲个性高傲，从来不低头求人。他不崇拜金钱，在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国家发的服装费，许多人省下来，填补家用。父亲把钱全班花在了服装上，父亲到老都风度翩翩。父亲不省钱，也不攒钱。他常常说，我不用攒钱，我那丫头也不靠我。确实，我上大学，出国，没有依赖过父母，我也不准备依赖父母。在我看到别人用父母的钱给自己买房子娶媳妇的时候我就觉得不齿。
出国的那天父母去机场送我，我站在机舱口，看见已经戒烟的父亲点上了一根烟，父亲蹲在那里，烟头在夜幕中一闪一闪，我没有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父亲?
出国后没有多久，我在一家中餐馆里找到一个洗碗的工作。那一天晚上，电话响了，我接到的是父亲的死讯。我默默地走回厨房，继续洗我的碗，一只，两只。。。。午夜，我回到自己租的小屋，一个陌生的国度，没有任何人在我身边，我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的夜空，象狼一样的痛哭失声。。。
我后来明白，在许多人对我说他们能理解我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安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种事情上理解另外一个人。在我昨天夜里，我在梦见父亲的时候醒来，发现枕巾已经湿透。我知道，父亲的去世，已经是我心里永远不能愈合的一道伤痕。父亲曾经问我为什么不在学业上精益求精，我回答说：我不想活得象你那么累。父亲眼光复杂地看着我无语。因为父亲，我明白了什么是信念。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信念的，我不能象父亲那样去对待事业，可是，至少，我应该象父亲那样去对待爱情。无论天长地久可不可能，它都是我的信念。。。
有谁会知道呢，父亲的去世，仿佛让我感觉我生命中可阅读的节目已徐徐落幕，剩下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已经失去。过去，迅捷地紧走，在我来不及凝神的时候铸成雕塑，明天，上帝会来，回忆会来。即使黑夜永不再来，也无甚大碍。
